新加坡国父点评天下大势 - 读《李光耀观天下》
前段时间读完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他对世界主要国家实事求是的观察犀利而智慧。下面是记录的一些笔记。
中国
五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要中央政权是强大的，这个国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虚弱了，国家就会紊乱。一个强大的中央会带来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每个中国人都这样认为， 这是他们从根深蒂固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的基本原则。在短期内，人们不可能背离这一原则。这种心态比共产主义的历史要长，已存在数个世纪，甚至数千年了。西方一些人希望看到中国实现西方传统的民主，这是不可能的事。
那种认为共产党彻底腐败的想法是过于简单了。事实上，在整个抗议过程中，乌坎村民一直小心地在横幅上表明，他们支持共产党，反对腐败的地方官。这已是几千年来中国的抗议者通常采取的策略。他们知道反对中央政权意味着必然灭亡。因此他们宣称忠于中央，同时反对地方官员的罪行。没有人敢于挑战中央，除非他们准备全面出击以掌控整个国家，但这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所有的人都想与职位高的人发展关系。高职位的官员想与更高职位的人建立关系。如果你是我的上司，对我施加过分的压力，我可以设法通过与你的上司拉上关系，这是解决纷争的一种途径。
做事不太理会法律或治理制度，是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在新加坡，我们已接受必须像西方那样，由立法机构决定法律的措辞，再由独立的法院和法官确定这些字句的含义。中国人还没有接受这一观念。同样地，他们也还没有接受签署协议是不可更改的观念。在他们看来，签署一份协议只是长期友谊的开始。作为朋友，你们必须不时地商量，你们之中谁是否多挣了钱，谁是否需要掏出更多的钱。这种含糊不清的概念还反映在他们对制度的看法上。在中国，人大于制度。因此，你可以当国家主席，但是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你这个国家主席就大不一样。但在新加坡、英国、欧洲或美国，如果你是总统或总理，军队领导人自动地接受你的命令，因为制度大于人。
中国将发展其制度和体制，但完全是中国式的。不管他们的改革会发展成怎样，有一点不会改变：他们将维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中国是中国。如我所说的，每个中国人的基本原则就是：如果中央强大了，国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软弱，国家将无宁日。
我认为，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是存在的。在这个含义上，中国还不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比如英国，我是比较了解的。每一代都产生一批尖端人物。这些人地位上升，互相通婚，成为上层社会。他们的孩子由于基因和教育机会的因素，也处于上层社会。中国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这种境地。在新加坡，由于迅速发展教育，我们正处于比预想要超前地达到这种境地的危险。人民正在迅速提升。的士司机或小贩的孩子进入了大学，他们互相通婚，然后进入上层社会。这些人的孩子由于基因加上教育的机会，让他们成为上层阶级。每个社会都会发生这种事，但最终会引发很多抱怨。底层的人会说：“好啊，让我们重新洗牌吧。”这就是共产党革命的缘起。国民党被推翻了。现在共产党的精英已经出现了。但是，我们尚未达到高度分化的社会那种状态。
问：共产党官方理论家现在声称，要先从党内民主开始，然后再扩大。您对这种进程怎么看？
答：他们将允许选举，但必须是在他们同意的候选人中选择。这就是党内民主。
问：下一步会怎样？
答：我不知道。我认为不会有自由竞选。中国从未有过自由竞选。你能想象一个中国人会说：“我是吉米•卡特，我是来竞选总统的”？
问：因此您认为，中国不会实现一人一票，甚至毫无必要吗？
答：是的，我认为不会实现。我可能会看到村级和省级立法机构选举实行一人一票，但是在最高层、中央领导、党的书记及省长都不会实行。
问：如果高层出现了分歧怎么办？
答：领导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他们怎么会说：让我们抛弃这个制度，让人们来选举，任何人都可以参选并有机会当选。这是违反常规的事。
问：但是台湾现在实行民主制度，香港在几年内将实行普选，这对内地的改革是否会产生更多的压力？中国人是否会开始对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允许尝试台湾和香港同胞实行的制度？
答：他们可能有这种要求，但是他们怎么给政府施加压力？他们有投票权吗？他们准备通过革命推翻政府吗？我认为执政者是不会放弃权力的。我认为，连中国人自己也不相信13亿人可以通过一人一票选出国家主席。这是行不通的。
问：您为何这样认为？
答：你怎么来游说13亿人？
我是2007年11月访问北京时，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我起先没有提出要见他，我要求见别的人，但他们让我去见他。这有明显意义，他们认为习近平更有优先地位。这是他被提升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后，首次会见一位外国领导人。这显然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他已被确定为接班人。
前四位最高领导人都留下了各自独特的印记。毛泽东留下的是不断革命，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江泽民是巩固发展，胡锦涛是和谐社会，特别是减少贫富差距。习将留下什么遗产呢？
邓使中国进入了一个不同的轨道，他的功绩值得称颂。在他提出开放时，许多老一代领导人表示反对。但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不管这些人怎么说，坚持并实现了自己的主张。没有他，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转折，因为唯有他经历过长征，在资历上超过所有怀疑者。他虽然身材矮小，却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毋庸置疑，他是我所见过的印象最深的国际领导人。
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相信中国再三的承诺，即它只寻求和平崛起，绝不称霸。对此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中国会悄悄地成为强国，悄悄地扩大其影响，不会盛气凌人；另一种看法是他们会炫耀实力，对所有的人进行恫吓。我认为，他们将选择前者，但同时增强实力。邓小平认为，中国在逐步强大时应当保持低姿态。他主张不露锋芒，保持谦逊，即中国人所说的“韬光养晦”。中国人懂得，他们还需要30年至40年和平时期才能赶上世界其他国家。他们己得出结论，如果他们坚持发展方向，避免惹怒现有大国，与所有的人交朋友，只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这将给他们留出空间，去处理国内问题，继续发展经济。
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将有更多表达喜恶的自由。如前外长杨洁篪所说，凡是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中国在亚洲最密切的邻居都已体会到这一点。在2008年，越南把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石油开采权授予美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中国海军要该公司离开那里。中国政府也表明，如果这笔交易还要继续，将危及埃克森美孚公司在中国的生意。由于美国海军不在那里，不能帮助他们坚持自己的权利，该公司只得撤出。
这些年来，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人不再消极，他们在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声索权利，并将继续这样做。中国人知道，在这个地区他们是老大，随着其国力增强，中国可以期待邻国能更加尊重他们的利益。美国人在亚太地区保持显著的力量，以平衡中国，这符合包括东盟各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利益，如果没有美国的制衡，亚洲小国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当你有两棵树，而不是一棵树时，你可以选择在任何一棵树下遮阳。对美国来说，留在太平洋也是重要的，因为如果美国在这里失去了优势，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也会失去。
在军事方面，美国仍然远远领先。中国的国防预算虽然每年都以两位数增长，但美国的国防预算仍超过中国，呈6比1。这表现在美国较优越的军事技术方面。中国希望最终将成为如同美国那样的军事强国，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中国人正在尽一切努力追赶。他们正在高端科技方面与美国竞赛，如将人送入太空，发展美国无法击落或拒绝承认的全球定位系统。他们明白如果依赖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美国将比他们技高一筹。当中国显示能在太空中将自己的卫星击落，并能拦截自己的弹道导弹时，他们向美国发出了一个信号：“你吓不倒我，我可以击落你在太平洋上空的导弹。”我们谈的是如同一根针追逐正在飞越太空的另一根针，这可不是弓与箭那样简单的机械活动，这是他们能力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展示。
我认为，中国迟早会阻止美国在其东部沿海地区的间谍活动。目前，美国能够来到离中国海岸近达12海里的海域观察。反过来思考，如果中国的海军、空军，包括其航空母舰如此靠近美国海岸，美国将会无法忍受，他们绝不允许。因此，你可以想象中国人的感受。为了将美国人进一步赶离他们的海岸，他们必须改进远程导弹需要的技术。当你具备了这种技术，隐含威胁显示如果有人靠得很近，你就可以发射导弹，将其航母击沉，或将其飞机击落。目前，中国还做不到。当他们能做到时，飞机将要远离射程之外，美国人不会想碰运气冒险。中国人会说：这是我的经济区，走开。我不会到你的太平洋海岸，谁给你到这里来的权利？”美国人会说不吗？最终，强权即公理。因此，在20年至30年内，双方的力量最终会对等，实现平衡。第一次平衡，中国将把美国人赶出12海里的界限，第二次平衡将把他们赶出中国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一旦他们能做到这样，他们就成为这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美中两国间会出现的最大危机是在台湾问题上。但是我认为，美国不会为了维护台湾的“独立”与中国交战，这得不偿失。你可以交战并赢得第一回合，但美国人是否准备打仗、打仗、再打仗？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是否最终准备付出中国愿意付出的代价？请记住，没有一位中国领导人，如果台湾在他执政期间失去，会继续掌权。因此，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即使中国在第一轮打输了，也会返回来打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不断地打，直至胜利，这对美国来说不值得。台湾方面即使现在还不明白，以后也会明白的。马英九的口号“不统、不独、不武”，即不实现统一，不搞独立，不使用武力。这表明他已多半意识到这一点。关键的说法是不搞独立，因为毫无疑问，台湾一旦宣布“独立”，中国就会以武力收复这个岛屿。
李登辉当“总统”时，他发起台湾化进程，强调该岛脱离中国。但是这不会改变最终统一的结果，这样做只能使台湾人在重新统一的实际发生时更加痛苦。经济将会解决这个问题，逐步和不可阻挡的经济整合将把这两个社会连接在一起。中国将认识到没有使用武力的必要。双方的经济关系在马英九上台后一直在发展，在今后四年内还将继续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八年后，假设民进党上台，要改变政策，台湾的农场主和工业家将会感到痛苦，民进党就会在下届或再下届选举中落选。两岸不断发展的互相依赖关系将会使台湾无法实现“独立”。
这种民调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是一名台湾人，你是希望“独立”，还是保持现状，或者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未来能按你的想法确定吗？南部的台湾人绝对不希望与中国融合，他们将始终是这样。但是他们的观点能得到大家的赞同吗？台湾的前途不是根据台湾人民的意愿确定的，而是由台湾与大陆力量对比的现实，以及美国是否打算进行干预来确定的。这不是以民意调查来决定的，如通过了就要实现统一，大多数反对就否决。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要确保因财富差距引起的不满，不至于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卫星电视使这个问题加重了。成都或云南的人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北京的发展状况。他们看到了由世界著名建筑师精心设计的宏伟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他们会说：“这跟我有什么相关？什么时候能轮到我？”
中国需要从出口导向经济，转变为如同美国的经济那样，以国内消费为导向。为了实现这一转变，你必须使中层和中下阶层在思维上产生变化。他们已经穷困了这么长时间，自然会将增加的财富存在银行或藏在枕套里，他们只会在对未来有信心时才消费。美国人消费，也借钱消费，不管对未来是否有信心。美国人有一个基本设想，即事情总会好起来的。他们的经济就是这样依赖国内消费发展的。中国最终要走这条路。问题是他们怎么实现这一转变？穷人即使有了钱，其举止还会像穷人那样。因为你穷了那么长时间了，害怕还会变穷，就只想着积累更多的财富，有更多的储蓄。只有当你变得有信心了，相信经济繁荣将继续，意识到困守原有的生活方式是愚蠢的，才会开始花钱。他们要想使经济持续增长，必须进入这个阶段。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了，必须在10年至20年内完成这一转变。
问：由于非常迅速的经济转型，您认为中国正在出现什么问题？
答：我从两个方面看到了他们的脆弱。一是没有治理制度，个人不服从领导人。二是他们没有法治，是掌权的人在统治。因此每当领导人更换，就意味着高级领导人员的若干个层面或层级将发生变化。这是造成不安定的因素。
问：他们能够改变这两个弱点吗？
答：不容易。这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共产党愿意建立一个使他们可能丧失控制国家能力的制度吗？我不知道。我认为还缺乏要改变这一制度的激励因素。
问：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户口制度在中国已成为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许多人要求将它取消。您认为中国政府会改变户口政策吗？也许不会是一朝一夕就改变，但是否会在都市人口迁移的问题上逐步允许放宽，有更多灵活性？
答：他们也许会，但是，这意味着他们将把接收这些人的担子压在城市身上，压在城市政府身上。除非他们获得更多的经费，不然他们怎么能负担这笔开支。
问：假如国有企业制度的低效对他们产生了坏的影响，结果使经济放缓，这是否足够成为他们进行改革的理由？
答：我不知道。如果经济严重放缓，他们将不得不设法激发管理人员或用更具有商业头脑的人取而代之，并给他们股份。他们要怎么做呢？是把公司交给他们的朋友以及他们党内的同志？怎么能确保具有适当品质的人来经营公司？如果他们允许发展一批中小型企业，并产生一些企业家，那么，这些中小型企业以后会接管那些国有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家是真正靠自己上来的。他们是精明老练的，懂得如何在市场力量中运行。
问：因此，当足够多的小型企业扩大后，就有可能实现。
答：问题是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资金拨给了国有企业。如果他们想要发展，就应该允许给中小企业提供资金。然后，他们会拥有一批新产生的企业家。最终由这些人接管国有企业。我认为这是一条出路。
你可以转换及将你的货币低估，以增加出口。他们会让货币升值，但这将是逐步的。他们总想获得低成本出口的好处。这是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不同于美国那样以国内消费为导向的经济。美国希望他们能转变为那样的制度，我想他们最终将被迫转变到那种制度。但是，你必须让中层及中下阶层改变思维方式，必须鼓励他们消费，不要只存钱。我确信，国内消费最终会成为他们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必须重新分配增长。因为一些内陆省份不具备消费力，你必须让经济增长惠及所有的人。
至于中国，推行的是独生子女政策，他们很快会发现独生子女得一人独自奉养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四个老人，必定后悔莫及。
美国
英语是国际社会的语言，大英帝国将英语传播到世界各地，所以当美国接手时，世界过渡到美式英语是相对顺利的。对美国而言，全球有那么多人懂得他们的语言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美国的成功在于它活力十足的经济，而这活力的来源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不仅能以更少资源去实现同等的产出，还能不断创新，创造出很快被世界认为有用、可取的全新商品和服务。
我为什么相信美国就长远而言会成功？首先，美国社会比过去任何时候的中国都更具吸引力。美国每年引进成千上万的聪明且不安于现状的移民到那里定居，并在各个领域中取得成功。这些移民通常更富创新精神，而且敢于冒险，否则他们就不会离乡背井去另一个国家。移民源源不断地带来新点子，为美国社会带来一种激情，一种你在中国找不到的兴奋。要是少了这些移民，美国就不可能那么成功。过去几个世纪，美国吸引了来自欧洲的顶尖人才。今天，它吸引的是亚洲人——印度人、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甚至东南亚人。由于美国能接受这些移民，帮助他们融入，并为他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去实现美国梦，这些不断被吸引进来的人才也反过来协助这个国家去创造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的经商方法。中国和其他国家最终得按照国情去采用美国吸引人才的部分模式。它们将不得不四处寻找人才，以建立自身的企业。这是最终的较量。在这个时代，大国之间已不会再进行军事较量，因为它们知道这么做，只会摧毁彼此。不过，经济和技术上的竞争还是有的，在这些竞赛中，人才是关键。在吸引人才方面，中国不那么有效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语言。比起英语，华语是一门更难掌握的语言。除非一个人从小就学习，否则讲华语是非常困难的。华语是单音节的语言，每一个字都有四个或五个音调。要是你不通晓华语，沟通就成了问题，进而形成一个巨大的障碍。
每个中心都认为本身能媲美其他中心，它所需要的是资金和人才，而这些都是可以募集的。没有人会认为必须惟华盛顿或纽约马首是瞻。如果你有钱，就可以建立另一个中心。正因为如此，美国社会有一定的多元性，其竞争精神可以不断产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思路和新产品。中国采取的当然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方式。中国人相信的是当中央强大时，中国就会繁荣。这里有一种必须合乎习惯的态度，要求每个人都遵从于一个单一中心，要求人们不可标新立异。
美国需要培育的不仅仅是顶尖的科学家、学者、专业人员和实业家，它还需要不断培育底层的人，因为在任何经济中，大部分工人是由中层的人才组成。有精英大学是好事，但是你不能同时在中小学产生一批批文盲或接近文盲的学生。美国教育的可能失败之处，正体现在这一群学生之中，它忽视了基础教育和技术教育。在一些公立学校，为数不多的政府拨款在金融危机期间进一步削减，至今仍未恢复。
撇开空话不谈，美国人从根本上相信明天会更好。这说明他们为何会倾向于消费，借贷，再消费。中国人和日本人却总是认为随时可能发生地震或其他灾难，所以觉得有必要储蓄以未雨绸缪。我很佩服美国社会的乐观主义：他们乐于尝试的生活态度；认为只要有了相关资源，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解决；以及什么东西都可以分解、分析和重新定义。但是我可能不会想永久居住在美国。如果我是个难民，如流亡加利福尼亚州的前南越总理阮高祺，我大概会选择去英国，那里的社会压力会小些。
在这方面，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针更为明智。他们不认为改变别人的制度关他们的事。制度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去应对，并尽量从中获取好处，而不把自己套牢。美国人的问题是，他们带着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制度的想法介入，结果是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了，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他们可能可以改变斐济、瓦努阿图这些新兴且文明未深的社会，并且可以通过如基督教来征服它们。但是他们可以改变中国或印度吗？它们可是本身有古老传统的国家。
欧洲
欧元的根本问题是，如果财政尚未整合，就不可能实行货币一体化，尤其是当一个地区同时有德国与希腊这种消费和节俭习惯如此迥异的国家。这样的不协调最终将破坏整个制度。因此，欧元注定会困难重重，灭亡早已存于其基因。
阿特利政府的出发点完全是善意的。在经历两次几乎摧毁一切的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政府和人民想要的是一种宁静安定的生活，有什么负担都由大家平均分担。除了精英分子，那些在战争中以鲜血付出代价的更多是无产阶级者。社会对底层人民有一种强烈的亏欠心理。所以，当政治人物提出要公平，要社会福利政策来照顾失业者、病患和老人时，很轻易地就是一呼百应。
就如瑞典资深新闻工作者乌尔夫•尼尔森所观察的，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福利制度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能“自我产生需求”。他在2007年一篇有深刻见解的文章中写道：“福利会催生客户，工伤保险会带来受伤，难民政策会引来难民；允许人们在退休年龄前退休会造成人们提前退休。”换言之，这些欧洲国家的一些理性的公民，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地，最终会设法战胜这个制度。据说某些情况是，有些人一边领取的失业救济金可多达他们最后支取薪金的四分之三，但另一边又同时在非正规经济领域中从事兼职工作。这样他们领的是两份收入，而由纳税人承担损失。
福利社会最坏的影响，不在于其僵化或难以为继的本质，而是它削弱人们努力奋斗的动力。如果社会保障体系设计成不管一个人努力工作还是悠闲过活都能得到同样的好处，那他为什么还要努力？他根本没有向前走的推动力。
不过，比规模更重要的是人口的组成，这是了解北欧例外论的关键。瑞典、挪威和丹麦的民族都相对单一，这使它们拥有一种欧洲其他地方不可能有的内部凝聚力，其人民有更加强烈的一体性和团结意识。三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视自己为一个部族，部族成员愿意为同族人受苦。人们愿意勤奋工作，不只是为自己，也为感觉上近乎亲戚的部族成员，而不是为了一群来自世界陌生地区的游手好闲之徒。因此，即使面对福利社会为平衡预算而必须征收重税的情况，只要其他条件不变，富裕的企业大亨和个别高收入者，也不太可能离弃这个部族社会，尽管他们随时能够这么做。而且，他们都是社会上最有能力为自己和他人创造财富和机会的顶尖人才。如果是一家人，对于缴税去帮助那些不那么富有的人，你就不会持有那么强烈的怀疑态度。但是，如果你周围有大量的外国人，而法律规定在发放福利时不得有歧视，你的态度就会改变。
欧洲人不如美国人那样欢迎移民，他们尚未成功地融合原有的移民。美国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所以更容易接受新来者；其清教徒先辈移民其实不过是约400年前才抵达的。许多移民攀上了美国社会顶层，如台湾出生的企业家、互联网公司雅虎的联合创办人杨致远。欧洲则是由古老成熟的国家组成，对自身的文学、文化和悠久历史深感自豪。
过去两三年，欧洲领导人包括卡梅伦、萨科齐和默克尔，分别在各自国家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己经失败。换句话说，落户德国的土耳其人未能成为德国人，迁居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和突尼斯人也未变成法国人。欧洲日益认为这些人难以融入社会。虽然宗教、文化和语言都各有影响，种族还是那个抗拒融合的根本原因。然而，欧洲也没办法停止接受移民，因为他们能满足其国内迫切的需要。因此，我们很可能看到的一个局面是，只要情况允许，欧洲各国政府都会让移民进来，只有在选举期间，当极右政党通过激愤的言辞力压温和派对手时，才会踩刹车。无论怎么看，他们陷进的都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两难境地。
那么，欧洲在世界占着什么位置呢？它在国际舞台上将只是次要的演员。面对美国、中国和未来也可能成为大国的印度，欧洲终将沦为配角。大部分欧洲国家将理当如此地被视为普通的小国。尽管德国因为在大屠杀期间杀害了600万犹太人而仍然充满内疚，所以不希望当出头鸟，但基于其人口和经济成就，德国可能还是可以独自发挥影响力。英国也因为与美国有特殊的跨大西洋关系，而将保有一定的影响。
然而，欧洲的国际话语权减弱，不会造成其生活水平出现同等程度的下降。如果它能承受欧元终结的冲击，就可以回到过去。尽管欧洲在国际事务上失声，这个大陆上的国家所拥有的高水平教育和技能，足以让欧洲人过上好生活。个别国家将有些衰退，但会根据自身的竞争力水平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欧洲人的生活还是能够过得很开心的。
已经有人以漫画方式将欧洲讽刺为博物馆了。不过，我认为那里是一个非常文明的地方，如果你问我周末想在哪里度假，我会说法国。为什么？因为你在那里可以过一种十分优雅的生活。即使法国人给不了你可媲美德国那样的生活水平，他们还是能让你过上好生活。我在欧洲时，周末喜欢去景色迷人的法国郊野。法国每个城市大亨都有一个葡萄园，由底下还有一个工人的乡绅农夫看管着。葡萄园获得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补贴。那是一种令人非常享受的生活：食物好、环境好，饭后还可午睡。今天的法国已不再追求荣耀。我不认为德国有这样的生活。不过，每个国家的个性和特征都是经过几个世纪才形成的。
俄罗斯能在一个分裂的欧洲发挥更大的作用吗？我不这么认为。俄罗斯自认是个大国，有九个时区，疆土广袤、资源丰富。过去，苏联是一个安全威胁，但今日的俄罗斯要保持强国地位会有困难。它的人口下降，经济依赖石油和天然气，也没发展出真正的社会经济。人们酗酒，妇女不多生育，都折射出一种普遍的悲观情绪。
在您过去50年见过的所有欧洲领导人中，谁给您的印象最深？这不好说。从历史上看，丘吉尔是鹤立鸡群的，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在德国面前几乎是毫无胜算的时候，要不是他顶住了压力，坚持抵抗，世界的发展会很不同。他的态度是反抗到底的。“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他这场演讲有些口齿不清，但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感染了英国人民。法国人没有这样的领袖，所以屈服了。贝当元帅从退休中被召回出任法国总理，最终选择了成立维希政权。在那段历史中，温斯顿•丘吉尔完全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他和英国皇家空军，英国早被德国空军打垮了，是他灌注给空军机师的精神拯救了英国。然后日本人袭击珍珠港，把美国人拖进战争。这算是他运气好，但是他靠自己也撑了一年。
日本
新加坡也面对低生育率问题，情况和日本的没什么不同。但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差别：新加坡引进移民，稍微减缓了这个问题，而日本却对接纳外国移民极为抗拒。由于保持种族纯洁性的观念是那么根深蒂固，日本人从未尝试公开讨论其他选择。无论是对日本公众还是政治精英而言，一个多元种族的日本都是无法想象的。
外国人比率目前占日本常住人口的不到1.2%，低于英国的6%、德国的8%和西班牙的10%。鉴于日本社会的单一性，一些因为父母在海外工作而从小在外地生活的年轻日本人，即便是上过曰本人学校，回国后也感到难以适应。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多用非言语的沟通方式，迫使他人必须靠观察身体语言和喉音来揣摩他们的本意。要让这样的国家考虑以吸引移民来解决人口问题，还需要很多年的努力，也需要人们彻底改变态度。我怀疑日本还能有多少年的时间，去面对这个人口问题。如果日本人再把问题搁置10年至15年才来解决，到时恐怕已是在走下坡路，回天乏术了。
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决定了人民的命运。人口萎缩意味着国家的力量正在减弱。年长者小会想要换掉他们的汽车和电视机。他们不会购买新的西装或高尔夫球杆。他们已拥有所需要的一切，并几乎不到高级餐馆用餐。为此，我对日本的未来感到十分悲观。不出10年，它的国内消费就会开始下降，而这个趋势或许无法逆转。这也部分说明为何日本政府在反复推出经济刺激配套后，仍没有见到太大的效果。
若论个人能力，韩国人和中国人或与日本人旗鼓相当，但说到团队精神，日本人则是举世无双。或许是日本人这些了不起的特质，让我一度相信他们在看清事情的严重性后，就会从人口问题的迷思中觉醒。毕竟，一个国家如何能眼巴巴看着邻国越发强大而自己不断衰弱，却还坐视不理？
问：您认为日本自卫队会走向军事正常化吗？
答：假如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减弱，日本或许会以建立防御性核武力量作为最后手段。
问：而这将有助它对抗中国？
答：不是对抗，而是自卫。它如何对抗中国？三枚炸弹就能将曰本彻底炸毁。然而三枚炸弹不能将中国彻底毁灭。
朝韩
朝鲜也无法战胜韩国。朝鲜虽然推行全面先军政策，但韩国有着绝对的经济优势。若相信打仗时军备胜过一切，就是犯上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犯的错误。日本人以为自己能够摧毁美国舰队，在战争中取得决定性的优势。但美国的工业产能足以让它再建一支新的舰队，甚至更多。因此，他们没用多长时间又重新站了起来，对日本展开反击。到头来，决定国家实力的是工业产能，而不是军舰和枪炮的多寡。你若光有军备，却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即便你能为战争做更好的准备，也未必能持久战斗下去。朝鲜人并不愚笨，他们深知这一点。
中国则不希望看到韩朝通过战争或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中国人把朝鲜视为缓冲国。统一的南北朝鲜将受韩国控制，而美军将有可能获准前往位于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中国人极不愿意看到美军在自家门前徘徊，而这正是促使他们当年介入朝鲜战争的原因。即使美国人同意在韩朝统一后撤出朝鲜半岛——而这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__一中国仍然不会将统一视为好消息。他们为何要看到邻国出现强大的、统一的南北朝鲜？按常理说，邻国内部分裂，自己岂不更加安心？
在朝鲜举棋不定之际，韩国将继续沿着其增长道路前进。韩国向来表现不俗，而这样的表现还能维持许多年。它向世界，尤其是中国开放，充分利用这个巨大邻国在市场和劳动力资源方面所提供的优势。当我在几年前走访韩国时，我所遇到的韩国商人几乎个个都在中国做生意。韩国人也是中国最大的留学生群体。他们学习中国人的语言，为将来建立重要的关系。韩国人愿意协助谱写本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故事，而这将为他们的经济带来强大的推动力。
印度：受种姓制度羁绊
经过这些年，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和印度是不能相比的。中国是经过自然发展逐渐形成单一国民的。它不是一个由外人打造的国家。中国有九成人口是汉族人，而全国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同一种语言。中国有着印度所缺乏的某种凝聚力。印度境内使用的民族语言超过400种，而在英国统治者还没到印度建造铁路将其统一之前，印度人是由不同王公、苏丹或纳瓦布（地方行政长官）管治的多个族群。鉴于语言环境的多元化，在德里，你无法同一时间向超过40%的人发表讲话（德里位于印度的印地语地区；根据2011年的人口普查，印度有41%的人以印地语为母语。而旁遮普人虽不以此为母语，但也通晓它）。印度的许多语言，例如泰米尔语和旁遮普语，在历史上毫无关联，说其中一种语言的人和说另一种语言的人可能是鸡同鸭讲。如果你说英语，那么12亿人口当中只有2亿人听得懂你在说什么。如果你会说印地语，那你就能争取到约5亿听众。如果你只会说泰米尔语，那你的听众就只有约6000万人。这对印度任何一位总理来说都是很大的障碍，因为他们没有一位总理通晓所有的语言。
因两国根本上的区别而产生的不同结果，也相当明显。一个能迅速将事情办妥，另一个则口沫横飞，却少有付诸行动的意志或魄力。印度就是不具备中国那样的决心和专心致志。这种分裂的情况，也体现在印度的政治体系上。身在德里的领导人无法令各邦首席部长按中央政府的意思办事，因为他们不是靠中央领导，而是靠老百姓的选票获得委任。在中国，你得听从中央的指示，否则就得靠边站。整个国家以一致的步伐向前迈进。但印度的内部差距太大，无法像中国一样在单一制度下保持统一。
从宏观的层面来看，种姓制度限制了各阶级基因库的多样性。年复一年，人们的总体智商会受这种孤立性的影响。我是带着难过的心情对印度作出这些观察的。我一开始是为印度加油，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领悟到了两件事。第一，民主制度并非什么灵丹妙药，它无法为所有人解决所有的问题。第二，社会内有一些根本的势力是难以改变的，那些历史越是悠久的国家越是如此。印度受制于其内部结构几乎无法改变的现实，并被种姓制度紧紧束缚，无法挣脱。
马来西亚
我大概是对东姑身为一名马来领袖所能扮演的角色，以及其能力的局限过于乐观了。他出生于不同的年代，是在英国人的统治下长大的，因此将所有的人——包括异族同胞，视为英国子民。他的朋友是华人。他在剑桥大学最要好的朋友是蔡承嘉，而他会打电话给蔡承嘉说：“过来我这里一起享用烤牛肉和白兰地。”东姑也接受新加坡的发展更迅速，并将成为马来西亚的“纽约”的现实，而他可从吉隆坡治理整个国家，并让它成为马来西亚的“华盛顿”。然而，我一开始没能意识到的是，他无法阻止马来激进分子推动以马来人为主的议程。我早该在马来西亚联邦成立之初就看清形势，尤其是考虑到他们当时为了不让华人超越其他种族的人数，而坚持让沙巴和砂拉越加入的决定。马来人既然在马来亚掌权，当然也希望在马来西亚联邦继续当家做主，确保这个国家永久属于他们。
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政策让它处于劣势。这么做是自行缩小国家的人才库，不利于打造一个擅用各族所长的社会。他们为了维持一个族群的主导地位，甘愿牺牲人才。马来西亚政府近来也较愿意承认，这些人才已流失到海外其他充满活力的城市，并试图吸引一些旅居海外的马来西亚人回国。但现实情况是，这些举措或许来得太晚，作用也太小了。在一个环球化的世界里，技能、才智和干劲将日益成为人们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而马来西亚正在失去优势。它在对外竞争中让其他国家领先一步。
印度尼西亚：偏离中央
苏哈托所仰赖的中央集权制度，并不是团结这样一个多元化国家的最佳方法。印尼由分散在5000公里范围内的1.75万个岛屿组成，有超过200个不同民族。上世纪60年代，吴庆瑞曾说印尼的逐渐分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清楚看到一个群岛国家如何受各种势力所影响，而这样的国家无论在文化或历史方面，都难以体现合一性的感觉。
他因此选择了马来语，并决定使之成为学校所教导的第一语言，让当地语言或方言成为第二语言。结果，全国如今都能听懂雅加达任何一个人的讲话。这确实是绝妙的政策，是苏加诺献给印尼的最佳礼物。
哈比比政府决定走地方化的道路。不过，为了避免鼓励一些省份曰后逐渐争取独立，雅加达政府越过约30个省级政府，直接将300个县政府和市政府设定为基层政府。政府过后在2004年承认，这个做法不是没有问题，并立法重建省和县之间的等级关系。尽管如此，自2001年后，每个地区还是夺回了各类地方事务的所有决定权，涵盖的范围包括卫生、教育、公共工程、农业、运输、贸易、环境和劳工等等。除了涉及石油、天然气和放射性原料的领域以外，政府也赋予地方政府发放其他领域投资执照的权力。哈比比来自南苏拉威西而不是爪哇，显然也是一个影响因素。假设当初接任苏哈托总统职位的是另一名爪哇人，轴辐式的政府制度相信至少还会坚持一段时日。此外，哈比比也曾在德国留学和工作长达20年左右，而德国实行的是联邦制而非一元化体制，这想必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无论如何，在1999年底接替哈比比的瓦希德尊重哈比比所签署的法律，并协助全面执行相关政策。一份有关印尼地方化过程的世界银行报告指出，2001年后，原本隶属中央政府的公务员如今有三分之二改而听命于地方政府，而包括学校和医院在内的超过1.6万个服务设施，也同样移交地方政府管理。一些在权力分散后所展开的调查也显示，许多印尼百姓认为公共服务在2001年之后有了改善。无疑的，这其中至少有部分原因是主要决策者如今得向选民和当地立法机关交代，而不是向中央政府报告。
印尼目前虽然发展良好，却还是一个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体。人们的心态停留在以土地的馈赠谋生，而不是靠双手来打拼。他们相信自己现有的资源还能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或许他们这么想没有错。这个国家还有大片的土地未被开发。他们有石油和天然气，这总有一天会耗尽的，但他们还有木材和棕榈油。这些是用之不竭的，因为它们是可以反复种植的农作物。由于他们拥有这种种的资源，因此培养了一种闲散的生活态度，而习惯说：“这是我的土地。你想要底下的东西吗？那就把钱拿来。”久而久之，他们养成了不求进取的个性，而这是不容易克服的。
泰国：苏醒的社会底层
他信•西那瓦的出现，永久地改变了泰国政治的面貌。在他未登上政治舞台之前，曼谷的当权者垄断了整个政治局面，执政方针主要以首都的利益为考量。就算曼谷精英阶层过去也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也不比接下来的恶斗来得激烈。之前也没有任何争执像在他信任内和之后所发生的争论那么有分裂性。他信将原本被曼谷政权及中上阶层独占的资源转移到泰国较贫穷的地区，颠覆了泰国的政治现状。
2005年再度推选他。曼谷的精英阶层最终忍无可忍。他的政府在2006年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泰国的首都自此经历了巨大的动荡。从2008年起，曼谷街头屡屡陷入混乱，涌上街头的大批抗议者不是以保皇名义反对他信的黄衫军，就是热烈支持他信的红衫军。不过，在2011年举行的最近一次大选，他信的妹妹英拉当选首相，这清楚地证明了泰国选民认同他信为国家所制定的新方向。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农民尝到了拥有资金的甜头后，已不准备松手。他信和他的盟友目前已一连赢得了2001年、2005年、2006年、2007年和2011年的五次选举。对他信的对手来说，要阻挡这股浪潮，是枉费心机。
您认为泰国对中国在本区域日益彰显的支配能力和影响力会有何反应？你也知道泰国的历史。在日本人势力强大，并准备攻打东南亚时，他们允许日本军队进入泰国，让对方更轻易向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挺进。谁是胜利的一方、强大的一方，他们就会向谁靠拢。
越南：解不开的社会主义思维枷锁
我如今相信，越南老一辈共产党领袖的思维，基本上无法跳出社会主义的框框。他们一开始同意踏上改革的道路，是因为看到国家正在原地踏步。但是，他们始终都拿不出和中国领导人一样的真正决心，去彻底改变整个制度。是这些老一代领导人让越南停滞不前。直到他们谢世为止，这个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是无法取得突破的。
越南改革和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相似之处，是官员变得贪污腐败。那些以为能被体制照顾一辈子的干部，突然发现党外的人迅速致富。他们感到心灰意冷，因此变得贪婪。
越南没有像邓小平那样既在干部中享有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又坚信改革是唯一出路的领导人物。他们缺乏这样的人物，究其原因是越南战争导致的。在这数十年内，处于和平时期的中共党员积累了行政经验，对于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采取实用的建议，并不断更新自己的观点和思想。而越共此时却在和美国人打一场残酷的游击战，对于如何治理一个国家毫无领悟。与此同时，那些来自南部并了解资本主义运作的成功商人，多数都己在上世纪70年代逃离越南。
缅甸：将领改变路向
答：是哪一个的功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已决定拥抱不同的未来。
问：如果改革持续，而缅甸大开门户，我们还会继续看到中国对缅甸发挥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吗？
答：会的，因为他们已建造了一条高速公路。更何况，他们在缅甸长期实行锁国政策时一直都给予对方帮助。因此，双方已结下友谊，并知道这是长存的友谊。印度人想通过提供一些援助也插上一脚，但我不认为他们能够与中国人竞争。
新加坡
就新加坡而言，我们的成功故事取决于三大特性：确保这是个让人们生活与工作的最安全国家，平等对待每一个公民，以及确保每一代新加坡人能持续成功。如果没有这三个我们多年来确立的基本因素，我们将失去现有的优势。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国的投资者，他们在新加坡投资时必须满怀信心。这三个因素保证了他们的投资在未来能持续获得回报。如果我们不是以这种方式同世界联系，就会面临与世界脱节的风险。
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时，中华总商会的一组代表向我游说，希望将华语选为国语。我对他们说：“你得先把我打倒。”将近50年过去了，历史显示能讲英语并与世界沟通的能力，已成为新加坡的成长故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其他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国家做生意是用英语，不是华语。未来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我们考虑将华语定为工作语言，那将是愚蠢的。现在，就连中国人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在疯狂地学习英语。
新加坡的殖民统治者是英国人，算是幸运的。越南的殖民统治者是法国，他们现在得很费劲地想淘汰法语改而学习英语，毕竟全世界都说英语。
新加坡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和维持一个强大的武装力量，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只要我们拥有一支能够阻吓侵略者的新加坡武装部队，就不会有人来千涉我们。
大多数年长的新加坡人还是愿意继续支持行动党，毕竟对早年的新加坡他们仍然记忆犹新，也能体会到即便有了成熟完善的经济体制，良好治国还是很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但年轻人可不这么想，他们会以为今日的成就是稳固牢靠的。
两党制最大的问题是，一旦落实，最优秀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如果你才干超群、事业有成，何必为了参选而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只赌上自己的利益，还会牵连家人。你也许宁可置身事外不趟这趟浑水，继续过着好日子。
要在每一届大选中说服最优秀和最有承担的人挺身而出参选，是艰巨的任务。因为国家前景一片大好，实在没几个人愿意牺牲美好事业前途转而从政。今后如果演变为两党制，这项挑战该会有多么困难！这不只意味着我们的甲队将一分为二，或者一半时间由甲队执政，另一半时间换乙队执政。不只这样。情况也许比这两种局面还要更糟，那就是，甲队，可能连乙队也如此，对政治避之不及，宁可专注于其他领域。如此一来，执政的就只能是丙、丁、戊队了。
每一次减薪，部长因为放弃其专业或银行事业而做出的牺牲就更大。一些人最终会对自己说：“我不介意做个半任，两年半，就当是国民服役吧。但再久一点，谢谢，我可不干。”最终后果是，政府将形同旋转门，既缺乏对事物课题的深入了解，又找不到从长远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动力。
问：对于新加坡，您最担心什么？
答：我没什么好担心的。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找到了接班人，把棒子交给下一代。我的任务到此为止。我没法永远活得像个四五十岁充满活力的年轻人。
一旦妇女受教育，有了平等的就业机会，她们就再也不把生儿育女照顾家庭视为首要任务。妇女要像男人一样充分发展事业，要更多闲暇时光，到处旅游看世界，不想受子女所牵绊负累。现在的妇女在经济上独立得多，对是否成家、要选择怎样的对象，有着全然不同的要求。我们不可能让时光倒流，除非不再让妇女受教育，但是这么做根本毫无意义。
当移民人数相对于本地人口尚属少数时，他们自然会更主动地与本地人打成一片，融入本地现有文化。这个融合过程即使无法在第一代移民身上完成，也会通过移民的子女来完成。而一旦移民人数达到临界点，他们会渴望突显自我，继续保有独特性。而且，如果移民人口够多，他们甚至能强力改变本地的文化。说句实在话，纵然有再多的不愿意，某些改变还是正面积极的。但如果我们真的允许自己走到那个地步，对于移民文化要如何去芜存菁，哪些成分值得汲取，哪些成分又应该排除，我们恐怕也管不来了。
实践经验证实，这些新移民并不会显著地提高我们的生育率，因为他们也和新加坡人一样不愿意多生育。新移民是替代我们所缺的年轻人口，但他们所生育的下一代，也一样不足以替代他们上一代的人数。所以，一代代引进新移民，对人口问题不过是权宜之计，始终无法长远地从根本解决问题，只能永无休止地引进一波波的新移民。要改变这场游戏规则，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改变观念，多生儿育女，换一种方式过日子。
如果要我说出哪个问题对新加坡的生存威胁最大，我会说是人口问题。这个问题我无从解决，也早已放弃。我已经把这个工作移交给下一代领袖，也只能希望他们或未来的接班人最终能找到出路。
问：目前接受试管受精可享有津贴。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增加人工受孕津贴，尤其因为现代人越来越迟婚，在生育方面会更需要最新医学技术来辅助？
答：这么做的话会有风险。可能引发各种复杂的状况，如增加多胞胎概率，高龄母亲，婴儿可能早产。也得注意求取平衡，我们可不想鼓励人们迟婚，让人误以为有了人工受孕术，也能解决生儿育女的问题。
正因为新加坡十分依赖这些环球联系，致使我们对世界其他角落的任何风吹草动，或不在自己控制范围内的事愈发敏感和显得脆弱。为了避免依附于任何一股单一的外在势力，我们只能尽可能多地边押注、分散风险。但打个比方说，一旦经济放缓影响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那就别指望新加坡还能全身而退。同样的道理，如果西方发达经济体每年取得2%至3%增长率，而中国增长达7%或8%,新加坡的情况自然也不会太坏，平均可取得2%至4%增长。
问：从某个角度看，政府不正在尝试这么做吗？政府正在设法放缓外籍劳动队伍的增长。
答：是的。但那是因为人民对外籍劳工太多感到不自在。这么做可不是为了经济。如果从经济角度看，我们是应该继续引进外籍劳工的。
问：所以您认为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们开始收紧外劳人数，就必定意味着会流失一半的经济所得吗？
答：停止发放工作准证给现有外劳，的确会造成经济萎缩。但我们其实只是维持现状，减缓新外劳进来的人数。不是完全制止。完全喊停的话，麻烦就来了。
新加坡的优势是这个地方是个移民社会。是后天形成的，没有远古的历史、长期积累的仇恨或敌对关系。我用英语为人们搭建一个共同平台，让大家公平竞争，无论种族、语言和文化，任人唯贤。这才促成了国民团结。
我们要么就走向世界，要么就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们不是中国，中国有庞大的国内基地，有能力保持孤立。我们不能。我们在1965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500美元，而今天已达到约5.2万美元。如果我们当初没有打开国门，就无法在50年内取得这样的成就。假如我们不与世界经济接轨，我们的经济就会萎缩。
中东
中东世界在历史上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传统。打从远古的伊斯兰教时代，到比较近代的殖民统治，到后殖民时代民族主义运动兴起，这个地区从来就没有民主传统。当年英法保护领地分裂为各个独立国家之后，全都演变成一人专政体制。这不是巧合，而是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因素。
阿拉伯世界是个男人主导的世界，不容许妇女接受同等教育，进而对社会作出与男人同等的贡献；而这又恰恰是各国释放潜能并促进经济现代化所急切需要的。他们时常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抗拒解决这方面引发的问题。也正因为母亲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往往比父亲要多，教育水平不高的母亲自然也会倾向于只能教出受教育水平不高的孩子，这个问题于是代代相传世代延续。反之，如果能有一整代的母亲受过良好教育，那所教育出的一整代年轻人，自然也会拥有不一样的态度和世界观。
中东国家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一旦这些有限的资源消耗殆尽，它们该如何让自己继续在世界上有存在的意义？这些国家必须从石油财富主导的经济体，转型为更可长久持续的经济模式，而且必须在几十年内完成转型。它们必须加速提升自己的表现，在金融、航空、旅游、消费产品等非采掘工业建立起竞争优势。一个做法是，把青年才俊送往欧美城市各个工业领域工作，好让他们回国后也在各个相关领域有所建树。遗憾的是，石油财富容易把人惯坏，这些人总相信目前拥有的一切是世界欠他们的。政府必须设法让人民行动起来，摆脱这种日渐衰弱的依赖感，这绝对是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政府必须说服人民，即使把所有的石油利润另设一笔特别基金然后审慎投资，石油财富仍是不可能永久持续的。这是中东各国政府最为艰难的任务。
土耳其其实不能算是隶属于阿拉伯世界，他们是土耳其人，他们反而更像是奥斯曼人，自视为阿拉伯人的征服者。他们比其他中东人有更好的表现，就因为他们受教育水平更高。
伊朗的野心至少一部分源自于它的自我评估：一个有别于阿拉伯世界、唯我独尊的文明力量。伊朗人对自己的历史非常自豪。几年前看到一位伊朗部长上英国广播公司节目接受提问时这么回应：“在亚洲，其实也只有两大文明值得一谈：中国与波斯。”这句话恰恰反映了伊朗人的想法。他们眷恋有过辉煌岁月的王朝，所以更有觊覦之心。
像中东与俄罗斯这类市场，对新加坡而言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既然对世界如此开放，我们必须得分散赌注，才能确保利润不会中断。对石油经济体与非石油经济体都做出投资，就等于多一重保障，让自己更能抵御国际市场周期性波动带来的冲击。
全球经济
当一件事情刚发生时，人们总是过度地重视它，特别是当事情让他们感到震惊或十分忧虑的时候。2008年的危机正是一个例子。为此摒弃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提议从此对自由市场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都是一些错误，甚至是危险的结论。这么做等同于玉石倶焚。
许多政府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也在检讨商业和投资银行业务的调控措施。关于这个问题，我原则上同意美国联邦储备局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的看法。他在金融和银行事务上经验丰富且深具洞察力，他的看法是：如果我们将一般的商业银行业务同一些较具投机性和风险较高的投资银行业务分隔开来，整体的银行体系也就更安全。这后来被称为“沃尔克法则”。但实际上，要落实这样的法则非常困难。银行大概会将业务迁移到其他国家，而资金就会从实行“沃尔克法则”的国家流向没有落实此法则的国家。拿英国来说，由于整个国家十分依赖伦敦这个金融中心，因此不希望过于管制银行业。其他国家会希望自己的竞争力不如英国吗？我想不会。
美国能够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是因为美元也是世界的储备货币，所以美国人能在没有太多不良后果的情况下长时间让财政陷入赤字。倘若其他国家也这么做，它们就会面临资金外流和汇率崩溃的危险。美国人所付出的代价不高，是因为他们能把一般国家所需承担的代价部分转嫁给全世界其他国家。由于其他人更愿意持有美元现金储备和资产，因此美国人能以更优惠的利率获得贷款。这是作为储备货币的优点。
我不相信中国人有心要取代美国人。他们有更多的考量。若要开放资本市场，就得让资金自由流动。这么一来，国内经济可能会因资金突然大量涌入或流出而变得不稳定。美国的体系已有一定的成熟性，能够抵挡这样的压力。但我不确定中国人是否要冒这个险。他们有必要这么做吗？就算人民币不是储备货币，他们也发展得很好。其中的优势不足以让他们冒这个险。如果我是他们，我是不会这么做的。
太平洋以西的亚洲地区虽会维持强劲增长，却还需数十年的时间才能赶上美国的消费水平。这有其文化因素。中国人经历了天灾、战乱以及剧烈动荡的生活，而一个人或一家人必须自力更生，靠在顺境时所省下的一切赖以生存。要说服他们大量消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新加坡累积大量储备金的做法，也体现了未雨绸缪的文化亲和心态。
亚洲国家在危机中吸取的其中一个教训是，不该仓促开放资本市场，尤其是当金融体系仍然脆弱或央行的监管尚不健全的时候。一个国家一定要在体系达到一定的成熟和健全程度时，才能对世界开放。此外，你也必须在开放后以储备金捍卫货币的稳定。亚洲国家之所以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相对安然无恙，是因为它们已在1997年的恐慌中得到了很好的教训，学会更加注重坚实基本面，包括拥有大量储备金、有限债务和健全银行体系。
问题症结在于，一谈到碳减排，人们免不了认为经济发展必然要妥协。任何坐上谈判桌的政府都很清楚，在对大环境做出让步之余，不可能罔顾国内人民的需求。一旦对人民的收入和工作所造成的影响超出民众可承受的程度，这个政府就要冒着被赶下台的风险。
中国、印度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则辩称，它们所制造的碳排放量，如果不以国家而是以人均计算，其实是比工业化国家来得低。这些新兴国家更渴望发展，它们指出，富裕国家长久以来以各种不利于环境的方式换取今日的成就，如今反倒回过头来为碳排放量制定过高标准，强加在正急于追上它们的其他国家身上，这有些不地道。它们指出，迄今为止的环境污化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发达国家的活动长期积累下来的，而非发展中国家。由于这些相对的立场，我对问题的解决感到不乐观。
更糟的是，全球总人口数量持续上升。2012年超越70亿，到了2050年，估计会达到90亿。当然，科技发展也许真的能提升粮食产量，也可让我们在更狭小的空间里容纳更多人，但总会达到极限的。在不严重伤害我们的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下，地球就只能容纳得了这些人。该怎么制止人口毫无节制地持续膨胀？在我看来，关键在于让妇女受教育，这会是让妇女不想要生那么多孩子的主因。越早做到这点，就能越快让我们的世界不那么拥挤。
与此同时，能源勘探开发的进程也许能为人类争取多一些时间。自新技术出现，成功幵发页岩气，并发现美国和世界其他多个地方都拥有丰富的页岩气资源之后，在很多方面改变了世界能源格局与游戏规则；称之为一场革命，是一点也不为过。相对于碳等其他形式的能源，页岩气干净得多，也有助于大幅减低碳排放量；全球矿物能源总储备也增加了几十年甚至更久。页岩气资源开发，也使北美历来第一次实现能源自给。原本建竣并准备为进口液化天然气的终端储备站和港口，今后都会转为出口用途。不过页岩气不可能全面取代石油，例如飞机还是需要石油驱动的。但有了页岩气，对石油的需求必会大大减缓。如此一来，输出石油的中东地区，重要性相对减弱，势力也会大不如前。过去全世界好几次受急剧波动的油价所累而陷入衰退，今后这个风险也将大为降低。
个人生活
我还经常约人见面交流。你必须见人，因为要扩大自己的视野，就必须与人多接触。除了国内的朋友，我也经常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不时与来自中国和欧美的朋友会面。我试着不光与老朋友或政治领袖会面，也同时接触各行各业的人士，例如学者、商人、新闻工作者和普通市民。
不久前，我做了预先医疗指示，意即如果我必须靠插管才能进食，而且不太可能复原或再次自行走动，那医生就得为我拔掉插管，让我能尽速离世。我在一位律师朋友和医生的见证下，签下这份指示。如果不签下这份指示书，医生会穷尽一切方法去阻止必然要发生的事。我见过太多类似情况了。我太太的姐夫杨玉麟病逝之前插着管子，在家躺着，他的太太也同样身体欠佳而躺在床上。他的大脑渐渐没有意识，但他们还是让他继续撑了好几年。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医生或亲属通常会认为他们理应设法延长病人的寿命，我无法苟同。万事终将有尽头，我希望自己人生的终结，会来得迅速且毫无疼痛。我可不想变成残废，半昏迷卧床，鼻孔插着管子直通入胃。那样的情况不过只剩下躯壳而已。
不同社会对生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果你到美国，你会发现处处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尤其是在南部保守的圣经地带。中国虽然接受了好几十年的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信条，但拜祭祖先，以及其他佛教和道教的习俗仍然普遍存在。印度则广泛地相信转世轮回。
纳：如今的香港是不是逐渐失去了这个优势？我有这个感觉，毕竟英语曾经……
李：的确。因为香港已经回归中国了，每天有成千上万甚至一二十万人在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往来。香港的好些华人在中国内地都有第二个家，因为在那里买房买地便宜很多。所以经过这些年，香港人已经完全被重新吸纳为中国人
施：新加坡之外，你认为谁是你这个年代里最伟大的领袖？
李：邓小平。
施：我也有同感。可是我也许会先想到丘吉尔。
施：对了，邓小平是怎么摆平当时犹豫不决的中国领导层的？
李：这么说吧，当时好些参与长征的老一代将领愿意保护他。所以毛泽东逝世后，先是华国锋接棒。但华国锋其实没有真正的权力基础。解放军信任和效忠的对象是邓小平。所以华国锋……
施：解放军为什么会在毛泽东离世后转而信任邓小平？
李：因为邓小平参加过长征，解放军认识他，知道他是位伟大的领袖，真诚地为中国献身的人，军队信任他。邓小平一复出，就友善地把华国锋安排在权力核心之外，只让他保留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所以我当年到中国访问时，邓小平让我先见华国锋，然后才见他，以符合外交礼仪。
施：邓小平当时除了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之外，就没有其他职衔了？
李：职衔并不重要。他是邓小平。解放军和国务院大部分人都相信他有能力拯救中国。
施：我局外旁观，看着他如何慢慢建立权力基础，最后奠定地位，觉得很有意思。
李：而且他愿意不断学习。
施：他的确不断地在学习，没错。
李：他当年到新加坡访问，看到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小岛繁荣兴盛，货源充足，人民口袋里都有钱。他观察着，深入提问，然后自己总结出一个道理：新加坡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外资进而把技术、管理技巧和市场带进来。他回到中国之后，循着新加坡模式辟设了六个经济特区，而后成功并逐步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朱镕基接着把中国带进世界贸易组织，打开了全中国面向世界的大门。这拯救了中国。
施：我想邓小平最有代表性的经典语录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一语概括了邓小平。
纳：施密特先生，从政60年，回顾你的政治生涯，你认为值得吗？
施：是的，为从政而牺牲致富的机会，绝对是值得的。
李：要当领导，就得接受别人因为你管理得好而致富。我曾经对深圳一位党委书记说过：“要当一位成功的领导人，就不能还想到自己。你得制定一套体制，让别人创造财富而致富。而自己始终只能是一位诚实的清官，不那么富有。”我不清楚这番忠告后来他听进去了没有。
施：是，会让脑筋继续活跃，抽烟也有帮助。这些事让我的脑筋不至于停滞下来。可是身体还是不断退化。
李：这是无从打破的自然法则，人人都得遵守。
施：是啊。
李：基因预设了我们的生命只能持续这么长时间。过了某个期限，细胞就不再如常地重生。
施：这是我最后一次到世界的这一边来了。我再也不能如此长途跋涉了。
李：请好好生活着，但愿你安康，生活充实美满。
施：哈里，希望你一切都好。祝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