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眼中的中国 - 读《江城》
这本书从外国人角度看待中国国情，在很多方面观察的很仔细，写得很深刻。这些细节有的是由于习以为常被我们忽视了，有点由于文化环境等因素我们心知肚明却不敢开口，还有的是因为我们没有跨文化环境生活比对过确实不了解。
我想尝试把这本书读薄，用几句话把它总结下，结果不了了之，因为本书话题写的有点杂，涉及方方面面，不是三两句话可以总结的。相信读过的朋友在其中找寻自己和身边事物的影子的同时，也会有些触及内心的收获。
摘录
作为外国人来从事这样的教学，实际上就是要在穿越这片政治土壤的过程中，尽量通过协调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出路。这种技能通过学习才能获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亚当和我逐渐地学会了弱化政治，既要找到接近学生的话题和方法，又要做到不引起他们锤击膝盖式的本能反应。我的文学课——尤其是开始讲授诗歌的时候——要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因为诗歌简化了一切。
我的目的只是想让他们揣摩一下那首诗的基本内容，以便对诗歌的形式有所熟悉。然而，他们从未怀疑过任何无法完成的任务，这便是我在涪陵的教学变得容易的原因之一。这些学生可以毫无怨言地从事任何事情，也许是因为他们知道，哪怕是最难以完成的文学作业，也强过在没膝的水田里对着耕牛吆喝。
那么多年，中国人处心积虑而又勤勤恳恳地摧毁了他们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然而，要说对诗歌的欣赏，美国人也快赶得上不分彼此了。能够把一首诗歌背诵出来，并切分其韵律，这样的美国人到底有几个呢？我在涪陵的每一个学生至少能够背诵十几首中国古诗——杜甫的、李白的、屈原的——而这样的青年男女全都来自四川乡下。即便按照中国的标准看来，他们的家乡也算闭塞之极。可他们依旧在读书、依旧能够背诵诗歌，那就是差异。
多年来，中国人为了社会价值而恣意摧残文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如此，所有戏剧一律禁演，仅有少数政治作品如《红色娘子军》能够幸免。即便到了今天，很多东西也早已不复存在。我所有的学生都知道马克思，但没有一个人了解孔夫子。
我认识到，就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学的力量在于它的普世性：一个四川农民的女儿够读懂《贝奥武甫》，并把它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满教室的中国学生能听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也能够发现唐代美人的完美无瑕。不过，跟这种力量相伴而生的则是脆弱，因为它总要试图滥用伟大作家的这种力量。想把莎士比亚拉到自己这一边来，这非常自然——如果不太适合自己的需要，你可以曲解他的话，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或者，如果完全不听你的摆弄，你还可以把他从篇目中剔除出去。
共产党理想化了太平天国这样的农民起义，即便在涪陵这样的偏僻之地，都在公园里树立了石达开石像。相反，这一场运动的某些方面已经慢慢消退——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对太平天国那非同寻常的基督教义只字未提，在类似涪陵这样的地方，很少有学生知道，洪秀全自认为是基督耶稣的天弟。不过，学生们都知道，他是个农民革命家。在洪秀全兵败之处，毛泽东一举成功。人们认为这样的重复合理合法，却没有把它看成是一种迹象——一如这片土地，中国的历史有时候也会遵照同样的循环。
尽管学校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切物质条件，但校领导却暗地里要求我们的同事和学生，尽量避免在课堂之外同我们两个人有任何接触。外国人具有风险，尤其是政治上的风险，再说，我们在学校里也不需要有亲密的朋友。白天，我们可以教书。到了晚上，我们可以回到自己那个舒舒服服的笼子里去。如果实在需要友情，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做朋友嘛。他们甚至给我们装上了电话，这样，我们就可以跟居住在四川其他地方的志愿队员进行联系了。
第二十七个部首“阝”会让我想起英语字母B，或是挂在墙壁上的斧子；“大”字像一个人，正在玩跳跳蛙游戏；“点”字像一只扛着红旗正从页面上踏步走过的蜘蛛。我久久地凝视着那些奇形怪状的图形，连做梦的时候都想着——它们鱼贯进入了我的脑子。醒来的时候，我感到有些烦恼，有些想家。
跟孔老师上课要简单得多，他跟廖老师每周轮流。他不那么爱说“不对”，生性较懒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因为那一学期的时间里，我们都在尽力地把对方当做人来认识和看待。后来，他成了我第一个真正的中国朋友——也就是第一个真正地以中国人的方式把我看做朋友的人。即便在头几个星期，在我们的友谊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他的兴趣就在一点点地增加着。有时候，他会用我听得懂的词汇问一些有关美国的问题。我感觉得出来，只要有机会，他还有很多问题要问我。的确，我自己也有很多问题，有待于我的语言能力到能够表达思维的时候向他提出来。
12月的一天傍晚，我和亚当被叫到英语系办公室，并被告知晚上要出席一个宴会。这种事情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通知我们，而这实际上意味着今天晚上就算彻底完了，因为只要去了，就不可能不喝到酩酊大醉。在“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医疗培训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这样的场合。尽管我们只是被派往中国的第三批志愿者，但四川的乡下已经充斥着志愿者成为宴会牺牲品的传闻。发生过因醉酒而斗殴、毁坏财物，以及志愿者酒精中毒乃至发誓再也不会在这样的场合喝酒。我们的医疗官强烈地建议，我们抵达项目院校之后，至少在宴会上，要摆出滴酒不沾的姿态。
而在四川，喝酒绝不仅仅是寻常的休闲放松。它通常带有竞技性质，通常要喝白酒，一种口感极其浓烈的粮食酒。男人们总是端着满杯跟人敬酒，因而很容易就有恃强凌弱的势头。参与者相互怂恿，直至其中的某个人喝趴下为止。在我们的培训课上，一名四川男子为我们现身说法，他羞怯地耸了耸肩解释说，即便是好朋友，也很乐意把对方喝进医院去。跟医疗官一样，他也建议我们利用外国人的身份，完全地避开这一礼俗。
可悲的是，尽管大家都觉得很难以喝酒为荣，它却成了我和亚当擅长的雕虫小技。如果说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话，那就是喝酒很能说明我们当时要适应涪陵的生活是多么困难。尽管那些晚宴和饮酒显得古怪而又孩子气十足，却道出了我们生活的环境舒适的一面。我们因为酒量大，很快就获得了人们的尊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成了英语系管理层和我们之间的一种沟通方式。如果他们有什么要事需要告知我们，或者要提出什么请求的话，通常会在宴席上提出来。
交谈的过程中我才发现，他对美国文学的了解远远超乎我的想象。我同时意识到自己刚才是多么愚蠢，竟然揣测拥有一万册藏书的王老师可能是来找我教他学说“How-are-you”的。
宴席进行到这个份上，就要讲点策略了。在碰杯前，通常会有一阵交头接耳，几个老师用四川方言低声交谈，我和亚当则用英语相互闲聊着。其中的花招就是“二对一”——如果张书记给我和亚当敬酒，我和亚当两个人都得喝上一杯。紧接着，傅主任可能会如法炮制。我们的回应，就是要先发制人。如果感觉到他们在使诈，我们中的一个就会同时向他们中的两个乃至一桌人敬酒。然后，他们会稍稍喘口气，作出下一轮反击。偶尔，他们会把火力集中到我身上，以为我会弱一些。可每当这时，亚当都会挺身而出为我打掩护。在四川，这样做是允许的——朋友可以替你干杯。四川人喝酒很像打仗。
在任何大型比赛中处于领跑位置，感觉总是有点古怪。人们常说跑步产生孤独感，我却觉得这运动只是在比赛中才是孤独的，尤其当队伍分散、你发觉自己独自在前时，这样的孤独感无以复加。在队伍中的时候，虽然是相互竞争，但总会有和其他选手休戚相关的感觉。一旦你跑到队伍的最前头，就不可能再抱有任何幻想了。这时，比赛成了追逐——一个人对抗其余所有人——我常常觉得，这才是世界上最感孤独的时刻。而当你是赛场上两千多名选手中唯一的外国人、并且沿途的观众不住地冲你喊叫“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的时候，这种孤独感就更加的强烈。
我想：今天可别来这一套。如果你们是要看离开故土的人，不得其所的人，脚步零乱的人，身体走形的人，步子不稳的人，跌跌撞撞的人；如果这就是你们要看的人，那就请看看我的身后吧。看看那些起跑时冲得太猛的人，那些平时抽了太多宏声香烟的人，那些裹了太多衣服热汗淋漓的人。别看着我——我在很多地方都这样干过，跟这一次完全没有不同。没有裁判，没有语言障碍，没有复杂的规则。全部事情就两个字——跑步。
这次比赛还成功地在体育运动中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我们的记者问：“外国人率先冲过终点，你有什么看法？”财贸学校一个叫做徐成波的学生回答道：“在中国的土地上举办比赛，却让一个老外抢了先，我觉得是莫大的耻辱。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的学生和成年人都需要提高身体素质，因为只有充沛的体力，我们才能获得胜利！”……西南武校的一位老师说道：“老外抢了先，这种精神值得学习。我们只有潜心锻炼、科学锻炼、刻苦锻炼，我们才有成为冠军的那一天。”
“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几个朋友觉得，至少我不应该全力争取第一。可我喜欢在跑步的过程中使劲拼命，就像比赛中的很多人那样，我没理由要把涪陵人当成小孩子来对待。我想让他们知道，有一个外国人生活在他们的城市，我还想让他们知道，尽管在语言上我挺费劲，但总还有一件我可以做好的事情。如果他们的反应是耻辱羞愧，那只能说非常不幸，不过，如果他们对我多一些了解，也许就不会那么认为了。我觉得，奖状上把我称为“何伟同志”就是个很好的信号。
尽管涪陵有时代表着政治生涯的终点，这道石梁却证明，其实也可以在其他方面大展抱负。诗词和书法一贯是被贬官吏们倍感孤独时打发时日的消遣方式，很多地方官吏在此留下的题刻美奂绝伦。
每当我向人们问起三峡工程的有关情况时，他们总是耸耸肩，说市里面要修一道四十五米高的水坝，也就是说，三峡大坝引起的水位上升不会给他们的房屋带来任何影响。然而，有关水坝的细节却非常模糊。它会围绕着城市而建吗？何时修建？如果在家门口修一道四十五米高的水坝，家里不就会一片漆黑，让人难受吗？而且，安全性呢——你真的信得过这道水坝吗？每次我提出这样的问题，都没有人回答，似乎也没有人有过类似的疑问。这里会修一道水坝——他们就知道这些，这也就够了。即使到1998年我离开涪陵的时候，水坝也还没有开始修建，可我仍旧没有听到有人对此表示过担忧或者关心。
因为以上以及其他原因，这项工程长期以来引发了一大批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灾难性预测。他们预见了水坝断裂、库区淤塞。他们提出预警，原来存在于河岸的有毒物质会随着水位上升而进入江水。这道水坝还威胁着白鹤、云豹、江豚、扬子鳄、白鳍豚、中华鲟以及其他一百七十二种鱼类的生活。由于承载了中国内河航运百分之八十的份额，长江的开发利用已经在环境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目前只剩下一百余条白鳍豚还游弋在长江水域。几十年间，在中国历代领导人考虑修建三峡大坝的过程中，上述这些观点都已有人提出。1919年，孙中山第一次想到了这一工程项目，后来的蒋介石和毛泽东都郑重其事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对他们两个人来说，这项工程是一种典型的中国诉求，同时满足了实用和浮夸的需要——既可以推动这个贫穷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又可以同时提振起全民族的自豪感，这毕竟是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之后修建的现代基础设施。
中国这个国家早就习惯了作出困难的抉择，而这样的抉择可能美国人连想都没有想过。每当我造访白鹤梁，为远古的题刻和永恒的江河交汇而深深赞叹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历史，一边是自然的，一边是人类的。一个是永无休止的循环产物，另一个——尽管结果不一——却一直循着直线往前：进步、发展、控制。在我看来，在长江之上，如果要把这一切通通捆绑成一体，硬把循环不止的江水阻滞在大坝上那长长的一汪死水里，是极其危险的违背自然之举。
这不像在美国，某个空空如也、毫不起眼的晚清时期的战场遗址都可能会得到数百万美元的经费资助，仅仅是因为有些士兵在内战中战死于此。中国的历史如此丰富，如果要把所有的古迹都保护起来的话，人们恐怕连种庄稼的地方都没有了。
尽管规模宏大，三线工程的实施和取消却相当隐秘，涪陵和其他三线建设城镇对于该项目的进展情况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他们知道，那一道道命令来自北京，那一道道命令把上海的工厂迁了过来；他们还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涉及军事，敏感而需要保守秘密。这些东西你是不能打听的，就这样经历了四十年的光阴，人们自然而然就不会去过问三峡大坝有什么问题。
涪陵缺乏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区感，孔老师的话正好印证了这一点。近代以来的历史教导人们，要尽量少掺和公共事务，同时，也伴随着对于公共事务缺乏了解意识。对于当地的重大事务，涪陵的人们没有渠道获取可靠的信息，再加上对公开抗议活动的严格限制，使得人们无法参与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既不期望、也不主动要求得到这样的信息。
在涪陵，我所了解的家庭毫无疑问要比美国的家庭关系更为紧密，因为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没有那么的自我中心。他们彼此之间十分慷慨，而这种大度常常会延伸到好友身上，从而把他带入到十分紧密的社交圈子中。集体主义思想对老年人显得尤为重要，因而他们在这里得到了比美国好得多的关怀照料。在涪陵，我从未看见过老年人被抛弃在“退休人员之家”，他们基本上跟子女一起生活，照料孙辈，或是帮着耕种田地、打理生意、操持家务。毫无疑问，跟我在美国老家看到的相比，他们的生活更有目的，更有规律。
大家都知道公交车上有扒手，但谁都不会采取什么行动。按照我学生的说法，是因为人们不敢跟扒手硬碰硬，然而，原因似乎远不止这样。只要扒手没有侵犯到你本人，或者你的家人，那就不关你的事。你可以悄悄地提醒外国人，因为人家是外宾嘛。但即便如此，你也不会悍然冒险。有时候，最安全的做法则是在扒手下车之后再去提醒别人。
对于涪陵的群众，我既烦扰不堪又着迷不已，部分原因是他们经常在我身边聚集围观。假如碰到了吵架斗嘴或是其他吸引群众的公共事件，我肯定会停下脚步观看。但通常我看的是群众的脸，而不是当事人本身。在他们的表情里，我很难看出别的什么东西，除了那份痴痴的观望：出事了。
我觉得，在涪陵人对待三峡工程的消极态度上，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理由。即将到来的变化对绝大多数人不会形成直接的影响，因而他们漠不关心。未来十年，尽管该市的很大一片将被江水淹没，但这算不上一个社区问题，因为这里并没有我们通常所定义的那种社区。这里的小团体很多，也不乏爱国主义，但跟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这种爱国主义的激发，既可能出于心系祖国的真情实感，也可能是因为恐惧和无知。你可以操弄这种恐惧和无知，告诉人们，尽管大坝可能会破坏江河与城镇，但却对中国意义重大。
全国上下、国内国外都掀起了一场盛大的广告宣传，动员旅游者在长江三峡被淹没之前来参观，而那些混凝土步道便是迎接客流的准备工作之一。这样的广告颇显滑稽：来呀，快来看呀，我们就要把这里搞没了！但是，宣传十分奏效：1997年，巫山县接待的游客数量将会超过中国其他任何县市。
“不过，如果熟悉水情，三峡也没有啥子危险。当然，如果不懂，那就难开多了。不过，我们都走过好多次了。走来走去，也没有啥乐趣了。风景确实好看，但我看过太多、太多遍了。”他的这番话让我想起另外一个船员，在很久很久之前写过的几句话：“我掌握了这条河的语言，就像熟悉字母表一样逐渐熟悉了岸边的每一处细节，有了真正的收获。但我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我所失去的，此生难以挽回。在这条壮丽的大河上，所有的雅致、美丽、诗意全都不复存在！”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在整个“文革”过程中一直稳居高位。对中国人来说，他们更有可能把周恩来这样的政治家当成奥斯卡·辛德勒来看待——他认识到整个体系的错误，但只能从体系内部发力来降低负面影响。在这样的人物身上，有一种务实的英雄气概，而中国人从来都是实用主义者，这一点远胜于西方人。
他至少敢于背离当时的路线，这种态度在“文革”期间得到了证明，跟周恩来不一样，他退而远之，并对那场运动提出了批评。结果，邓小平被打倒，他的家庭跟着遭殃，他的儿子被人扔出了窗外。他的批评没有太多的政治意味，他也不是那种纯粹为了政治而政治的人。他侥幸躲过一劫——虽然跟周恩来逃过劫难的方式大相径庭。我喜欢他这一点，尤其是我最为敬佩的四川人的品质在他身上都得到了体现——坚韧不拔，绝不造作。最后，在中国人所崇敬的诸神之中，我只读懂了他。因为他的去世，我感到了一丝悲伤。
今天，她仍旧抱着这样的想法。她说她不信风水、不信佛教，不过，她又耸了耸肩。“清明节的时候，”她说，“父母、老人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要去给爷爷奶奶上坟、拜祭、烧钱化纸。我们做那些事情，就好像我们信了似的。但我们的心里一点都不信。”
我本以为，学生们会表演得圆滑一些，以避开那一段不太光辉的历史，因为据我所知，好多学生的父母都在“文革”中吃过苦头。我在观看他们表演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到这一点。似乎没有人感到沮丧，这部短剧跟《仲夏夜之梦》或者其他任何喜剧一样，令人捧腹不已。这跟中国作家鲁迅的话十分相似：“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鸦片战争就没有这么简单，而且在学生头脑里的分量要沉重得多。一年到头，他们都在重温那一段历史带来的耻辱，而香港回归就是一种救赎，会对他们的生活形成实实在在的影响。相比之下，1989年的学潮显得最为遥远，因为就我的学生而言，这些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他们被迫接受枯燥乏味的军事训练，这便是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后果。尽管如此，我在四川教的有些学生还是非常具有爱国精神，他们会把香港回归看成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当然不会！他们每周都要上政治课——只能是共产党说什么就信什么了。我们老百姓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在大学里面要学习的那些玩意儿，我们又不用学。”我明白了，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他的长处正是得益于他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没有人教他怎么想问题，这样他就可以自由而清晰地思考了。
每当我提及中国人的排外情绪，他们莫不生出重重防备之心。我据此认为，在他们的身份认同中，大街上随意骚扰老外的中国人身份大过于外国老师面前的学生身份。并且，仍旧有许多场合，学生们会很不爽地低下他们的脑袋。这样的情形，我越来越不喜欢——全班学生个个都把脑袋埋了下去。只要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就会意识到，我正在教授的不是四十五个具有四十五种想法的个体。我是在教授一个群体，这样的时刻便是他们整个群体想法一致的时刻。这样的群体跟一堆围观的群众没有什么区别，哪怕他们在那里一言不发，被动消极。站在全班学生面前，我这个外国人常常感到十分孤立。
在接受询问的过程中他得知，公安局把他在课堂上说过的有争议的话语全都记录在案。他说过的话全都摆在那里——关于资本主义的言论、关于毛泽东的言论，所有带有种种敏感性质的言论。他一直对中国在政治方面的种种限制行为不满，我则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踩过线。我还觉得，我自己关于中国人的排外情绪和鸦片战争的言论，以及我在班上说过的种种事情，可能都在涪陵的公安局有一份档案。有些学生的职责就是把我上课的材料进行上报。他们极有可能是一些成绩最好的学生，也有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学生。然而，他们还是把我说过的话记录在案了。每当上课的时候，我很难不想起这些事儿来。
上课的时候，最难做的事情是进行辩论，因为学生们的观点总是一致地相同。你只能想出像罗宾汉这样的外来事物，因为在这样的案例中，他们无法依赖他们曾经学到的那些东西。或多或少，这有点像是在哄他们，哄他们得出自己的观点来。秋季学期的时候，我用罗宾汉非常奏效，在春季学期，亚当用这个方法组织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我们想出了要讨论的主题。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绝不容许进行公开讨论的——没有人敢于公然违反——但我们可以自由讨论美国的政策啊。于是，我们就有了这样的题目：美国是否也应该制定法律，一对夫妻限生一个孩子？
我一直以为，他们应该是些有头有脸的角色——有魅力、有知识、有远见、有勇气。1989年的时候，也许真就是那么回事；在大点的城市，现在也许仍然还像那么回事；但在涪陵，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我最好的几个学生——索迪、琳达、阿姆斯特朗、奥莫尔，也就是有魅力、有知识、有远见、有勇气的那些人——很早就被吸收入了党。如果你有能力，你就可以玩转各种制度；入党对职业发展十分有利。不管怎么说，学生们好像全都觉得，以他们受到教育的几种有限的方式体现出爱国精神，总归是件好事情。我想象中的异己分子在涪陵没有现实土壤。
只有一个瑞贝卡——他是唯一的一个，可他是个失败者。他的学习成绩不好，社交能力也不强。他没有几个朋友。他还取了个女生的名字。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他游离开，而他那些酸溜溜的想法无疑使他离党的路线越来越远。如果中国的将来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也很难想象会有瑞贝卡这样的人物崭露头角。或者说，就因为这样的原因，会从我的其他学生中间崭露头角。我再一次意识到，大的变化一定会首先发生在北京、上海。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们才会投射到涪陵这样的地方来，就像以往无数次的情形那样。
他问我，美国人怎么看待这一段革命的历史。我告诉他，大多数美国人对此一无所知，这是最安全的回答方式。如果某个外国人说他们对中国不甚了解，中国人听了总会比较高兴。我和这位机修工聊了一会儿。接着，为了很有礼节地表示我们的闲聊即将结束，他一本正经地说道：“我们两个国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我们现在成了朋友。”“对，”我回答道，“我们可以忘掉过去存在的问题和麻烦。”在涪陵和延安这样的小地方，我总是以那样的答语来结束我的即兴闲谈。人们好像老是觉得有必要对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做一番总结陈词，似乎这样才会使我们刚刚进行的闲谈显得根基牢固。一般而言，这样的人是第一次跟一个美国人说话，这使得我们的交流带上了历史性时刻的意味。在中国的偏僻之地，能够以这种方式打发时间，我非常喜欢——每一次即兴闲谈都是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有没有想过贫富差距？会不会越来越大呢？”“有些人会富裕起来，”她回答道，“比如，科学家和商人。但为了发展经济，这是必需的，尽管其他人可能会改善得慢一些，但他们总是会得到改善的。”我们又交流了几分钟。她问我，大多数美国人是不是真不了解中国，我给了她一个肯定的答案。在当做神龛一样供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曾经居住过的窑洞门前，竟然可以听到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垂滴说”，要了解这样的国家到底会面临怎样的挑战，我只字未提。
河岸上很高的地方是一台一台的庄稼地，树立着几块尘土覆盖的大字标语：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这里也看得见人影，已经很能说明中国的问题。而在这样的蛮荒之地依然标称着控制人口数量，其中的深意更叫人回味。
这条规定已经改了，”我说道，“外国人可以跟中国人住同样的旅馆。”她的双眼不再圆睁，可她依旧只是在听我说话。我取出我的中文教材，翻到词汇表照着念了起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修改了有关规定，”我念到，“刚刚在北京修改的。你没听到过？至少对老师来说，这样的规定已经修改了。外籍教师可以跟中国人住同样的旅馆，因为我们在中国工作，跟中国人拿的是一样的工资。看见没，这是我的工作证。”我让她看了我的红色工作证、浅绿色外国人居留证、深绿色外国专家证和蓝色的美国护照。那一摞花花绿绿的证件堆成了一堆，服务员慢慢地翻看着，既充满了敬畏，又有些受宠若惊。中国人对于官方文件具有一种痴迷之情，他们常常会盯着身份证件上我那张洋鬼子黑白照片一看究竟。一份一份地，她仔细察看着，随后才递给我一张登记表，给我开了一间十几元一晚的房间。那之后的暑假生活中，我总会时不时地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几个字眼。当别的法子都不奏效的时候，这成了极为有效的一种招数。后来，我终于领会了我在中文课上记住的这些政治术语的真谛。
废弃的长城说明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劳而无功，明代统治者为抵抗外敌而修建了这些要塞，可如果采用外交的手段，这样的外来者处理起来要容易得多。这个东西的尺寸——既小得可怜，又大得惊人；我一脚就能轻易跨过，可它又长达两万多公里——全都在显示着，一旦出错，中国人可以走多远。尽管这道城墙当初是个败招，现在却极有价值。它已然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符号，举国荣耀，没有人想到蕴含其中的负效应，如孤立主义、固执己见。
电视上似乎总有类似的东西——实际上，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你总能找到一个频道，正在讲述某个快乐的少数民族，经常是藏族同胞。这样的娱乐节目让我觉得十分虚假，至少在我次年从中国回到美国的时候是这样感觉的。回到密苏里之后，我到一所公立小学上一些辅导课程，学校的孩子们为了庆祝感恩节，讲了一些传统故事，说美国早期的清教徒和印第安人建立了怎样牢固的友谊。我由此意识到，这样的荒诞故事正是联结美国和中国的一种纽带——两个国家都有些骄傲自大，把自己曾经的惨败扭曲成了骄傲的资本。一想到这里，我就回忆起来，我在美国的电视荧屏上看见印第安人跳舞的次数比这还要多得多。
我发现，很容易跟罗家人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不仅因为他们自身的经历让他们对一切都充满了怀疑，还因为我不久之后就要离开榆林。那是我要旅游的最大便利——我不用对说的话、做的事负任何责任，我可以跟任何人闲逛一番，也可以跟任何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跟生活在涪陵很不一样，那里有人记录我的行踪，我时时都得想，我在这个江城还得再待上一年。在中国有一个家会带来很多好处，但那也是其中的缺憾之一。
“总体而言，我很喜欢，”我回答道，“我尤其喜欢我的那些学生。我觉得他们比美国学生更尊重老师。我教的是文学课，那也很不错。我的中国学生比大多数美国学生还要喜欢诗歌。不过，我不太喜欢大学里面的政治体系。这很难解释——有时候，这样的体系实际上对学生还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很多观点都很狭隘。”
“涪陵也是这样。我的学生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课程，要学习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但他们不学孔子。那些东西都是别人的，孔子思想是你们自己的文化呀，可谁都不再去学习了。”“你们美国的大学要学习马克思吗？”她问道。“要学，但只学一点点。美国的很多大学生都要学，因为他毕竟是个哲学家嘛。”“你们美国的大学生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很多人觉得很有趣，但它不太……”我在搜罗一个恰当的词语，可她一下子就知道我在想什么问题。“不太实用，”她接过话头。
他又说道，“可很多美国人觉得我们这里存在人权问题。实际上，老百姓才懒得去关心那么多呢。老百姓只关心吃饭穿衣。你看。”他指了指窗外——铁路边上，是一个肮脏的小村子，还有一个垃圾堆，一个身着蓝布衣服的农民手里牵了一头瘦骨嶙峋的犟驴。又是老百姓。“你觉得那样的人会关心民主吗？”他问道，“他们首先需要提高生活水平，然后才能够考虑别的问题。那正是中国和美国的症结所在——这两个国家根本没法相比。”
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告诉我，她搞不懂那样的事情，因为她只是个老百姓。作为老百姓，那是最大的好处——他们可以对什么事情都不负责任。在任何一个国家，普通公民都把自己称作“平民”，这是共通的，但中国老百姓的比例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实际上，你碰到的每个人都会这样描述自己，没有谁会说发生的那些事情跟自己有任何关系。
全中国采用一个时区，也就是说，新疆的太阳要在八九点钟才会升起，晚上十点之后才会下山。大多数人采用了更富实效的作息制度，这样的作息制度以并不存在的地方时区为基准，比北京的标准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但政府部门和国有交通运输系统仍然采用了官方的标准时间。这正是一个绝好的象征，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分了家，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但各自的作息相差了整整两个小时。
出于好奇，我跟几个中国人谈到了他，很多人的回答大抵相同——他虽然犯了些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为他自己的国家做过很多有益的事情。不过，我还是依然好奇不已。于是我问廖老师，为什么中国人对希特勒有这么正面的看法。跟往常一样，她的回答帮助极大。她说，多年以来，电影院和电视上不断地播放查理·卓别林主演的《大独裁者》，每个中国人都看过。
最奇怪之处，也许还因为中国人对希特勒痴迷不已的同时，又对犹太人抱着一种深深的崇敬之情。在中国人看来，犹太人的优点仅次于此——因为他们相当聪明，大家从爱因斯坦和马克思这两个典型人物身上就能够看得出来。在西安的时候，跟我一起学习的一个以色列学生，教职员工处处对他关爱有加。大家都对他的聪明程度叹服不已，尽管他并不特别聪明，而且中文学得一塌糊涂。但他是个犹太人啊，而所有的犹太人都应该是很有智慧的。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于是纷纷忽略了他这个特例的现实性。
外国人总是说，中国很难搞懂，这样的断言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的思想高度同一，可以预测。你只要按下这几个按钮——希特勒、犹太人、日本人、鸦片战争、西藏、台湾，十有八九都可以精准地预测会有怎样的反应，甚至可以精准地预测人们会使用哪些具体的词汇。就中国的具体情形而言——大家基本上属于同一个种族、闭关锁国好几百年、目前的教育制度高度单一化和政治化，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同样自然而然的，是这样的情形竟然形成了诸多稀奇古怪的观念，比如对希特勒的崇拜和对泰国人妖的痴迷。这件事情也是我在暑假中间才意识到的：你随便挑个中国人问一问他们对泰国的看法，基本上都会说到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泰国的人妖很有名。
星期天，我会去教堂，然后坐下来跟李神甫聊天，款待我的总是一杯难以下咽的咖啡。我也并不喜爱可口的咖啡，但出于尊重，我还是喝下了神甫给我备下的咖啡，一如他出于尊重，以为外国人都喜欢咖啡胜过茶水。
每个星期天，张小龙都会拎着鸟笼子，满怀自豪地、一拐一瘸地来到这家茶楼，坐在阳光下，满脸笑容地喝上一杯茶。他是全涪陵最幸福的人，也是最幸运的人，我很喜欢跟他交谈——并不是因为跟他交谈会多么有趣，而只是因为他总是那么乐呵呵的。他会提醒我说，我自己在涪陵的生活也一样魅力十足。
为了找一个更加地道的中国人的、少一些农业意味的名字，他发动他的学生们给他提出种种新的命名方案，当然要附上完整的解释和说明。几个回合下来，他们定在了“梅致远”这个名字上。“致远”的意思是“志存高远”，七百多年前以书写思乡类戏曲著称的元代戏曲大家马致远就用了这个名字。实际上，中国所有的读书人都谙熟这其中的寓意，马致远之后还有作家在诗词歌赋里用到过这两个字。一下子，亚当从猪饲料进入了朗朗上口的古典隐喻——在中国，外国人就可以如此这般简单地重新定义自己。
“洋鬼子要一杯茶，”我说道。称自己为“洋鬼子”是我在涪陵开得最简单、又最容易让人消除戒心的一句玩笑。我在暑假的时候开始用这个词语来称呼我自己，人们常常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他们有时候会觉得非常尴尬，想要说服我换用别的什么词语来称呼自己。但我总是很有些得意地跟他们说上几句“我们洋鬼子有悠久的历史”或者“我们洋鬼子有灿烂的文化”这样的话语。
茶馆的一个常客坐过来，跟我聊了起来。这个人一直很令我讨厌，因为他是个狂热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这东西融合了佛教、道教，以及气功等好几种吐纳健身术。一开始，我对他有关法轮功的谈论还很有些兴趣，因为我之前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而当地有人对它充满了宗教般的信奉，这样的热情在涪陵很难见到。然而没过多久，这个人觉得可以做我的转化工作，所以经常给我打电话，大谈特谈法轮功的种种好处。他尤其喜欢在早上五点钟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因为他想让我知道，生活中一旦有了法轮功，就几乎不再需要什么睡眠了。
围观的人群也散了，我跟着法轮功练习者走到了公交站。我回头望了一下，依然能够感觉到心在怦怦跳动。那一刻，我很庆幸自己一直忍受了那个人打给我的一个个电话，以及他关于酒精的一次次高谈阔论。我对自己发誓，今后要永远对他彬彬有礼，至少把他的健身方法试上一次。
“你要多加小心，”他说道，“他们这种人一般就是想要你的钱，或者因为你是外国人吧。你不应该把电话号码告诉给每一个人。你要记住，我不是想要你的钱——我只想教你练法轮功。我跟她完全不一样。”
对仿制“牢而紧”水瓶的需求倒是可以理解，尤其在成都这个喜欢喝茶的城市更是如此，因而这种水瓶在这座城市的社会各阶层迅速流行开来。首批购买使用的是出租车司机，他们是类似潮流的急先锋——出租车司机多少带有标新立异的品格，也有比较多的收入。之后，生意人赶起了潮流。接下来的是小姐们。等到夏天来临的时候，大大小小茶馆里的老人们甚至都用仿制“牢而紧”水瓶喝起了茶水。再后来，你在四川的任何大城小镇都可以花上二十元钱买到这样的水瓶了。
城镇居民好像大都已经习惯了计划生育政策，无怨无悔地认可了其中的含义。毕竟，他们每天都要行走在摩肩接踵的大街小巷，这让他们很容易就理解了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可乡下人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在乡下，你可以躲着政府，中国人对这样的躲避行为有一个词语——超生游击队。怀孕的妇女可以投靠某个亲戚，直至小孩出生，然后再回到家里补交罚款。在城镇周边，这样的事情不大发生，因为当局可以对所有的事情都严加控制。可如果你深入到了山区，那里的家庭平均人口数会高出很多。
他们之所以接受这样的工作，还因为如果他们拒绝接受政府提供的工作会受到处罚。如果选择自主择业，他们需要赔付读大学期间领取的各项奖学金，总额通常在五千元上下。我在那里的第二年，当局开始着手改变这样的规定，逐渐废止了非自主择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这是做老师最令人满足的一个方面，因为曾经教过的学生们会时不时地打来电话，报告他们成长和独立过程中里程碑式的进步。
安妮总是为她的姐姐担心，因为她的姐姐老是调换工作。她上次跟亚当交谈的时候，她对她姐姐当时的工作进行了描述，听起来多少有点像是金字塔式的传销活动。类似的骗局在深圳司空见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时有发生，安妮的姐姐自然而然地在这个金字塔传销组织的底层谋得了一个职位。我和亚当都极尽委婉地建议安妮，她应该鼓励她的姐姐从事别的工作——政府正在严加打击，金字塔式传销活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土崩瓦解。
留长指甲的涪陵男人大多属于这样一个变化的社会阶层：曾经一度做过农民，靠着开出租、当职员、做生意走上了成功之路。真正有钱的人很少留着这样长的指甲，因为他们身上昂贵的服饰和手机已经足以显示他们的财富了。
如果某位女子跟已婚男人有了风流韵事，人们会说那个女子“偷人”，或者“偷汉子”。但没有“偷女人”这个说法。如果单身男子跟已婚女子有染，人们会说这个女子“水性杨花”。同样，这个词语不会用来指称男人。因此，就连语言都在捍卫男人，使他们的率性而为不受任何指责。中文在其他很多方面更是显出性别歧视。你如果想把某个女人臭骂一顿，可以骂她是“臭三八”，因为三月八号是国际妇女节。
对涪陵的人们而言，自我意识大多是外来的，你对自我的认识取决于别人对你的认识。儒学的目的跟这个不谋而合，它严格地根据她与身边每一个人的关系来定位她的角色：她是这个人的女儿、那个人的妻子，同时又是另一个人的母亲，每一个角色都有具体的责任义务。这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相当有用，但这样的和谐一旦打破，她就丧失了自我身份认同，因而很难再把那些东西聚合起来。每当读到某人关于“文革”中的受难故事时，我都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因为这些故事通篇充斥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耻辱感——某个人今天还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风向在一夜之间陡然改变，第二天他就变成了可耻的反革命，被拉到游行的人群中“坐飞机”，双手平展，弯腰低头，十分痛苦。
集体思维有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你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某个群体，即便它发了疯，这个群体依旧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你个人的自我认识却可能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中国人缺乏这样的传统，即将个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之上，而不管别人怎么看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曾经导致过全国性的灾难和悲剧。从“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有可能变得非常疯狂。但在更浅层的意义上来说，任何转型时期都注定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最近几十年间，对社会角色和社会期望值形成破坏的莫过于改革开放。
对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十分亲近，彼此扶助，但如果其中某个成员或多或少有些与众不同的话，他们会非常残忍地对其形成孤立之势。没有一个人对简奈尔表现出丝毫的兴趣和关注，而每个班级至少有一两个学生处于类似的孤立状态，无一例外都是女生。跟美国不一样，与众不同并不是一种解放，对于具有农村背景的女性尤其如此，她们不可能坦然地面对他人的看法置之不理，甚至开辟自己的新生活领地。这样一来，她们就变成了局外人，但与其说是出于自愿，还不如说是出于无助，这自然而然地让她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有过错的是我们自己。
他的平和心态跟其他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在外人看来排山倒海般的种种变革面前，他们保持着出奇的平静。原因非常简单，他曾经历过的，比这还要糟糕。
跟他一起读初中的那些人，继续读高中的并不多，除了他，没一个考上大学。他被录取到了四川师范大学，这是一所四年制的大学，位于成都，是全省最好的师范院校。1988年毕业之后，他被分到丰都财贸学校教了六年的书，然后调到了涪陵师专。在美国，任何人如果能够像孔老师这样逐步提升的话，基本上都会满怀着自我奋斗成功的信心——甚至会有一点傲慢自大，但在中国人的性格特征里，这样的自豪之情根本看不出来。他很少谈及自己的家庭背景，也从来不说困难有多巨大，因为他知道，情况原本可能更加糟糕。
过春节的时候，中国人似乎大多干着同样的事儿——整整两天，他们一直盯着电视看个没完。先前那一年的教学中，我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道假期作业，写一写过年时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因为我对于了解中国习俗一直抱着非常浓厚的兴趣。第二年的时候，我不再布置同样的作业。这个节日的历史远远超过圣诞节，但它的庆祝方式已经被简化成了对着电视观看舞台表演，读着这样的作业，真是令我沮丧至极。
他们能够邀我一起吃饭，说明他们非常豪爽大度。他们早就知道，小孩子一看到我就会哭，这很有可能令我伤心，但他们还是向我发出了邀请。这令我想起了美国人的圣诞晚宴。我不知道，如果明知我的孩子害怕某位外国朋友或者黑人朋友，我还会不会请他到我的家里跟家人一起吃饭。我知道，这样的做法对我的孩子将会是很好的榜样，对客人则是一种重要的姿态。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这样的宴请物有所值。为我自己，也为别人，我都会这样做。
她和她的家人请我一起吃年饭，不是想在仇外情结上证明什么，也没有其他的任何意图。他们知道，我独自一个人在这里过节，而我又是他们的朋友。除此之外，其他的统统无关紧要。他们完全是心胸宽广的人，那是我在中国吃过的最有滋味的一顿饭。
我每到一处，总能看到小孩子在那里发脾气，哇哇大哭，要么就是孩子想买什么，父母就给他们购买什么。跟中国的其他节日一样，春节好像照例也是全民庆祝独生子女政策的日子。
我一直比较喜欢孔老师的妻子，也就是徐莉佳这个人，她比学校的任何一个人都令我感觉更自在一些，这也许是因为她是个独立的摄影师，不隶属学校这个单位。很多生意人与她类似——跟一般人相比较而言，他们跟外国人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得心应手。
“美国人大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追问道。“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个问题也弄不太明白。我觉得，他们大多还是希望看到和平吧。”“他们觉得台湾跟大陆是不同的，对吗？”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至少已经换用了人称代词——每当我拿不太准的时候，我总是尽量用“他们美国人”，而不是说“我们美国人”。这样的差异不足为奇，却非常关键。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难回答他的这个问题。“大多数美国人觉得，台湾看上去像是另外一个国家，”我回答道，“它有自己的政府和经济体制。但美国人也知道，它跟大陆具有相同的历史和文化。所以，他们也许觉得它应该回归大陆，但只有在老百姓愿意的情况下才行。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个问题比香港问题要复杂得多。”我的回答似乎很合他的意。
从我来到中国开始，这样的情景我每天都能见到。在很大程度上，我所看见的那些城市其实就是一个个大的建筑工地——就连陕北的古城榆林也莫不如此，满是脚手架和建筑工人们。涪陵每个月都在发生着变化：新修的房子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镶嵌着白瓷砖蓝玻璃；不到一个月的工夫，随着煤尘自屋顶缓缓流下，这些新房子又纷纷未老先衰。无论在中国的什么地方，人们总在建筑；城市在发展，整体在变化，比乡下更富有生机；我禁不住会想，突然间举国林立又会怎么样呢？到那时，围住中国的就不是万里长城，而是一堆堆的脚手架。
我跟他们这样的人擦肩而过，对于他们眼花缭乱的过往经历只有些许了解，但正是那些眼花缭乱的过往经历铸就了今天的他们。我根本无法掌握曾经影响，并将继续影响徐先生生活道路的各种力量——比如战争、台湾和大陆的分隔、改革开放、大江截流、新城崛起、漂亮的女儿远在厦门用上了手机、学会了驾驶。一个人怎么可能具有如此丰富的经历，从一开始就无依无靠，却一直保持着神志清醒？
我至此方才明白，我差不多正适合他发泄所有的恨意。我并不想跟他打架，可他如果胆敢动我一下，我一定会奋起还击。他所愤恨的对象是谁，连我自己都弄不明白，因为那样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在四川一年半的生活给我带来的变化，就是在很多情况下我变得比原来更加耐心和忍让。但还有一个方面的变化，那就是如果有人以此得寸进尺，我会变得更缺乏耐心和忍让。我对着围观的人们说道。
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起来。令我高兴的是，高笋塘的人喜欢我，愿意维护我。但我觉得，我太冷酷太小气，而这完全没有必要。这件事情令我自觉十分尴尬，我在普林斯顿和牛津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我竟为了一点点理由非要跟这个四川擦鞋匠争个你输我赢，直至当地人说他没有文化方才罢休。我知道，他的骚扰并不针对我本人。我还觉得，我应该对他充满同情，因为他对我的刻薄来自其他的压力。
那十来天，也许是我在中国感到最漫长的一段时间。我看到的仿佛就是我头一年经历的翻版，经过了剪切、接合，然后硬生生地塞进了十天的时间里——全都是对这座城市的恐惧、厌烦、迷恋和好奇，这一切在一周多的时间里对我父亲进行了狂轰滥炸。我很难预测，下一个困扰我父亲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我已经在涪陵生活了很长时间，根本无法从外来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切。在我看来非常舒适的慢船，却可能让他感到惶恐不已，而我担心的其他问题，例如辛辣的食物，却丝毫不是问题。跟身处世界各地的和平队员一样，我感觉到父亲的来访成了一次全面的展示：突然之间，我才发觉，我已经学会了那么多东西，也忘掉了那么多东西。
学生们料理贝琳达后事的过程中，我父亲跟我们一起帮着对他们安慰了一番。不过，一如往常，他们的悲伤显得无言而又刚毅。这样的无助和刚毅糅合成一体，其中的辛酸让我感到十分难过。
我们坐在地主曾经的房子里，跟人们聊了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个人牵着水牛从院子里走了过去。孩子们也放学回家了。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我父亲觉得跟我的妹妹安吉拉长得很像——也就是她走路的样子有几分相像而已。橘红色的太阳从城市的另一面落了下去。我们谢过那一家人就走了，从一片田地之间往回走着。“我从来没想过，我也会有这样的经历，”我父亲说道，“径直走进中国农民的屋子里，跟他们进行那样的交流。如果我是你，我会每个星期都去一趟。”我看了看他，他的脸上带着笑容，轻快地行走在这片稻田之间。我至此方才恍然大悟，他完全没有我的那种倦怠感。涪陵的一切在他的身边光怪陆离地一闪而过，我的两年浓缩成了他的十天，如今他就要回家了。我有点嫉妒他——但我同时又要感谢他，感谢他说对了一句话，我可以随时去那位农户的家登门拜访。
这是王先生钟爱的招数之一——好干部／坏干部。谭先生是分管外办的高层领导，他在王先生的眼里总是一个坏干部。事实上，我们觉得谭先生是师专最和蔼的领导，他为人友善，对我们非常坦诚。如果我们有事儿直接找他，也许会简单得多，但让谭先生置身于安全距离之外有用得多，谁让他是坏干部呢。
我们逐渐意识到，这种不信任恰如其分，我们的多疑症也并不是无中生有。有朋友给我们讲了事情的起因经过，看着自己被操控到如此地步，我们真是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个春季，当《泰坦尼克号》上映的时候，其中一个同事邀请我们去他家观看碟片，但这次邀请同样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了。后来，他坦率地跟我们讲，干部们担心外国人会发现观看的碟片是盗版——这真是滑稽的掩耳盗铃，不管走到涪陵的哪个角落，到处都是小摊小贩拿着粗制滥造的《泰坦尼克号》碟片争相叫卖。
师专又给我们留出了巨大的余地。这在教学上尤其如此。逻辑上讲，我们的教学是最应该受到严格限制的。除了偶尔有点小摩擦，比如亚当想做讲座，以及想表演狄更斯的戏剧，我们在教学中的自由度比美国的学校无疑大了许多。没有人检查我们的教学大纲，或者在教学内容上面找麻烦，我们完全是想怎么上课就怎么上课。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们竟然让我们去上文学课和文化课，因为这两种课程总是包含着很强的政治意味。
在政治、性、我们跟学校的关系这些话题上谈到关键之处时，我们都会改说汉语。就连最好的学生也会进行这样的转换，尽管他们的英语比我的汉语说得熟练。我终于明白，他们害怕的不是被别人听见。这其实是个自在与否的问题，因为拿不太准的话题用母语更容易表达清楚。不过，我也感觉到，他们真正害怕的是他们自己：所有的限制其实早就植入了他们的头脑。英语是上了学才学到的，它因此和教育制度、政治条规难解难分。当他们说起这种语言的时候，头脑里会不由自主地敲响警钟——这是在学校学到的语言，也是外国人的语言——在这两种背景下，他们早就被训练成了谨言慎行的人。
“愚蠢啊，”有一次，当我们谈起1989年的运动时，他这样对我说道，“当然，学生们批评的那些问题很多都是准确的，但他们到底又知道多少呢？他们怎么能够领导这个国家呢？学生就是学生，他们根本不懂现实生活，因为他们还太年轻。他们不成熟，没有像老百姓那样劳动过，所以经常会对那些他们弄不明白的东西说三道四。”我认真一想，觉得他说得很对，至少从一个方面来看，一个民族如果想从二十来岁的青年人身上寻求道义之音的话，肯定不是什么好迹象。可中国目前二十多岁的这个群体对于不到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都没有任何清晰的概念，似乎也非常可怕。
琳达不是党员，尽管我敢肯定，像她这样的聪明人只要想加入的话应该早就加入了。我问她，为什么没有想过申请入党。“没兴趣，”她回答道，“这件事我从来没想过，现在也不会想。我觉得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些话题非常重要，也许有一天我也能够做点什么。但现在的情况太复杂了。”
我走进餐馆的时候，她们俩对着我打量了一番，然后就移开了目光，仿佛根本不曾看见过一样。根据我以往的旅游经历来看，这是旅行者的典型做派——来到某个偏僻地方之后，你会对其他外来者的出现觉得反感不已。
农民都是这样——想法悲观，迁怒于天气。在涪陵相对较为富裕的郊区，我经常听到类似的评论，我以为类似的抱怨是一种谦虚，谦虚下面隐藏着他们的知足而乐。而这也可能是一种迷信，目的是为了避免满招损。中国人对待孩子也有这样的习惯，他们一般不会对孩子过分褒奖，因为那有可能招致霉运。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如此偏远的地方有这么多学生远行到涪陵求学。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学生毕业后，教授的就是他们这样的学生。于是，我看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我教的不仅仅是文学课，其中还有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在几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在这里的教育体系——包括这些孩子们的教育体系——当中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每当我到师专后面的田间地头跋涉，看到一个个学生趴在自家的街檐坎上完成家庭作业时，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一个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几乎每一个街檐坎上都会有一个孩子——涪陵的学校总是会布置很多家庭作业，学生们总会特别勤奋地完成那一堆堆作业，哪怕他们来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村家庭。我逐渐地认识到，这也许是当地人身上最令我敬重的一种品质：他们对教育充满了无限的尊重，在这样的地方教书，感觉真的很好。
从这个方面来说，我的观点自头一年的春季以来改变了许多，我当时对教育体系里接二连三的说教功能感到悲观不已。在一定程度上，走出教室颇有助益——每当我行走在崇山峻岭之间，看着这些孩子们完成家庭作业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自己的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毕业之后又会回到各自的地方从事教育工作。我逐渐明白，尽管政治说教依旧令我心烦，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标语口号不会永远持续——在中国没什么东西会永远持续——但那些受过教育的孩子们却会从中持续受益，不管这个国家会有怎样的改变。
“这地方没什么好的，”其中一位老太太说道，“我们这里是穷山区。经济上糟糕得很。”我总是跟农民们说恭维话，因而又总是听到他们把自己生活的地方贬得一塌糊涂。站在明媚的阳光底下，身旁是盛开的油菜花，小麦、水稻正在茁壮成长，他们谈论着自己的家乡是多么艰苦，脸上却带着无与伦比的快乐表情。
如果你知道由于自己的出生而让自家的房屋给人推倒了，成长之路肯定会十分复杂坎坷。不过，她的眼神里还有别的东西，这东西很模糊，很难界定，但大体上是这样的：有些东西比房子和金钱更重要。
每个星期天上午都有人雇请这支乐队为婚礼进行演奏，因为婚礼要办得好就要尽可能多地吸引人们的注意——这样才很有面子。乐队演奏的是《友谊地久天长》和《来吧，忠实的信徒》，而棒棒军们一般都会准时到来，充当起忠实的看客。
在有些方面，高明的朋友马福来十分相似：他也有一个女儿、一个妻子、一个女朋友。但他犯了个错，把这一切全都汇集到了涪陵，他的灵魂因此备受煎熬，丝毫没有高明那种前景美好的无忧无虑。马福来常常向我寻求对策，部分原因是他觉得我这个美国人懂得如何化解类似僵局。但我觉得，他之所以愿意跟我说起这些事儿，是因为他知道我是个外国人，也是个圈外人。城里的不少朋友都对我抱有这样的看法，他们知道我跟当地人的飞短流长扯不上边，所以愿意跟我透露秘密，寻求建议。
我们一起反复观看了那一盒录像带。基本上所有镜头描绘的都是令人愉悦的日常生活场景——长江、乌江、农村的风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朋友们——但我们主要看的是遭遇围观的那一段。我们仿佛是在其中寻找某些领悟，或是找到能够说明那一次不愉快经历的种种根由，但这一切都显得模棱两可。看得出来的，只有一条真理，它跟我在涪陵生活的经历有关，但价值不大：两年时间过去了，我们仍然是外国人，无论是我们的举止，还是别人看我们的方式。
跟许多的中国女性一样，她的身体在怀孕期间依然单薄得很——那样子就好像有人在她的肚子上硬生生绑了个包裹。她终于不再喘息，我们便开始上课了。三十分钟后，她突然坐直了身体，双颊突鼓，然后夺门而出。我听见她在办公室门外对着痰盂呕吐，然后又顺着走廊走进了卫生间。我等着她回来。一年前，我会认为她将就此停课，但现在我更了解她了——我们今天的课一定会上完。当她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完全可以预料到她会有怎样的举动，会说些什么。我还知道，我会永远怀念这个女人无言的自尊和执著，一开始有些令人懊恼，但在她的坚持之下，变得让人钦佩，甚至自在。五分钟之后，她回来了。她的脸上带着羞涩，笑着说道：“对不起。”
那天晚上，我批阅了学生的文学试卷。我想起监考的时候，我在教室里踱着步，一排排的学生全都低着头，拼命地答着题，这是多么令人感到愉悦啊。我喜欢被他们这样无声而专注的神情包围着，我喜欢看着他们那一个个认真地低着的黑发脑袋。这场景里有一种质朴，他们的考试同样有一种质朴，这样的质朴跟涪陵的生活无关，跟中国的政治问题无关，跟全国上下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无关。这纯粹就是一次文学课的考试。
中国人的道别从来就没让人自在过——没有拥抱、寥寥数语、强忍眼泪。我们跟大家生硬地握了握手，然后就上了趸船。趸船外面正下着雨，但学生们依旧在那里等待着。为了表示对好友的尊敬，不管天气如何，作别的时候你应该目送他直至完全看不见为止。
这条江河一如往常。它跟这里的人不一样，在两年的时间里，这里的人在我的眼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现在即将各奔东西，踏上未知的前途，尽管他们已经凝固在我的脑海，被一连串的回忆定格——包抄手、上课、在码头面无表情地站立着。但外面的江水大不一样，我跟长江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简单：我有时候顺水而下，有时候又会逆水而上。逆水较慢，顺水较快。一切的一切，莫过于此——我们在路上交错而过，然后又继续各奔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