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创业史-《我的应许之地》读书笔记
我的应许之地这本书通过一些关键历史事件节点讲述了以色列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过程，通过阅读本书可以了解巴勒斯坦地区为什么一直战乱冲突不断？可以了解以色列为什么创新能力那么强！......
从创业角度看，这本书讲述的是犹太民族艰难的复国创业史。从写作手法看，这本书堪称以色列版的文化苦旅，作者对以色列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摘录
直到几年前，我才突然领悟，我对国家未来的深切恐惧与我对国家占领政策的道德义愤密切相关。一方面，以色列是唯一一个实施占领政策的西方国家；另一方面，以色列又是唯一一个切实受到威胁的西方国家。占领和威胁的双重作用使以色列那样独特，以至于成为这个国家的两大支柱。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贪婪的以色列已被五大隐忧的重重阴影所笼罩：巴以冲突在可预见的未来并不能止息；以色列的区域霸权战略正在经受挑战；犹太国家的合法性遭到削弱；深度变革的以色列社会越发两极分化，自由民族的根基摇摇欲坠；调控不力的以色列政府不足以妥善应对诸如军事占领、社会分化之类的严峻挑战。五大隐忧之中，每一个都意味着重大威胁，而它们的合力更引人注目。以色列的战略优势濒临消失，以色列的合法性日渐凋零，以色列的民主旗帜逐渐破裂，以色列的社会矛盾使民众渐行渐远。如果现在不能实现和平，以色列该如何承受又一个长达整整一代的世纪之战？尽管，以色列仍然保持着创新、魅力与活力，她却已经成了一个深陷质疑的国家。焦虑徘徊在这片土地之上，宛如处在一座不祥火山的巨大阴影的笼罩之下。
第一章 初见，1897
在1897年之前的千年里，正是得益于伟大的上帝和伟大的犹太人聚居区，犹太民族才得以绵延生息。与上帝的亲密接触以及与周围非犹太世界的隔绝，维护了犹太人的身份与文化。犹太人没有领地，没有国家，他们也没有所谓的自由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是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强大的宗教故事以及周遭外邦人砌筑的隔离高墙，使他们相偎成一个民族，代代相传。
我的曾祖父无比坚信，如同大英帝国拯救了他，他也将拯救自己的同胞。对帝国的忠诚和对犹太人使命的忠诚在他心中交织在一起，最终，将他推向巴勒斯坦，指引他带领着这支独特的盎格鲁——犹太人朝圣团，驶向圣地的海岸。
当我跟着火车去往耶路撒冷时，我想到了斐迪南·玛利·德·雷赛布（Ferdinand-Marie de Lesseps），这位制订了用人工水渠连接地中海和印度洋的详细方案的驻埃及法国总领事，他建立了一家股份公司来筹措资金，以实现他的计划。十年后，耗费巨大人力的苏伊士运河完工，雷赛布向19世纪证明了人的无限潜能——在那个时代，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在理性进步面前，没有一座山峦可以成为障碍。
这就是为什么西奥多·赫茨尔要在夏末召开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这就是为什么赫伯特·本特威奇以及他的团队出现在这里，骑着晃悠悠的马儿穿越古老的以色列山岭。因为，欧洲的进步与开明到达了一个顶峰，所以，犹太人必须逃离欧洲。这片荒凉的土地，就是他们逃离疯狂的欧洲之后所能找到的避难之地。
锡安主义，也称犹太圣会主义，阿拉伯世界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是由犹太人发起的一个政治运动，也泛指对犹太人在以色列土地建立家园表示支持的一种意识形态，但并非所有犹太人皆支持锡安主义。
第二章 步入深谷，1921
巴勒斯坦乌托邦社会主义尝试的失败和东欧犹太人的严酷危难迫使犹太复国主义寻找新的出路。一个新的思想诞生了，以建立共产主义性质殖民地的方式，将巴勒斯坦开拓成犹太人的殖民地。这种共产主义式的殖民地，不应像迪甘妮亚那般小型、亲密和乌托邦化，而应组织庞大、纪律严格，类似布尔什维克风格。为驯服这块土地，就需要一支不畏艰苦、意志顽强、半军事化的劳动军。
归根结底，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属于孤儿们的运动，一场欧洲孤儿们发起的绝望的“十字军东征”。当这些被基督教大陆抛弃的子女们逃离代孕母亲的怨恨后，他们发现自己在世上孑然一身，不再有信仰、不再有父母、不再有家园，而他们就将这样继续生存。因为丢弃了一种文明，他们必须建立一种新文明。因为背离了家乡，他们必须创造一个新家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来到巴勒斯坦，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绝望而坚定地紧紧攫住这块土地。
当太阳逐渐升起，这里呈现的景致令人惊艳。一排排的白色帐篷点缀在梦幻般的山峦间，一个苏醒的队员将这些帐篷形容为从远方大陆飞越而来的群鸟，降落在荒凉岛屿的山岩上、休憩、恢复体力。
当先锋队的一名领导者环视他的队员时，他惊异于他们所创造的成就。他觉得他的同志们就像鲁滨孙·克鲁索（《鲁滨孙漂流记》的主人公），那失去船只被海浪席卷上荒岛后不懈求生的勇士。像鲁滨孙一样，他和他的队员们从不哭泣，也不哀叹自己悲惨的命运；像鲁滨孙一样，他们检视着荒凉的岛屿，想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像鲁滨孙一样，他们利用了他们所能找到的一切。他们是这样脚踏实地，同时又富有想象力和创新精神。他们英勇无畏，就像鲁滨孙一样，创造了一个超现实的、人造的奇迹。
而所谓的蓝图是什么，艾因哈罗德的梦想又是什么？答案显而易见：成为一个强大的、不断扩张的基布兹。特本金及其拥护者拒绝赫茨尔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他们不需要一个犹太民族国家，也不信任国家外交。他们的途径是社会主义，注重实践和务实。他们没有创造一个大国的期望，鄙弃本特威奇维多利亚式的浪漫主义，以及赫茨尔资产阶级上层的精英主义。他们希望以共产主义的方式对巴勒斯坦施行殖民统治，如果条件允许，他们想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工人阶级的大公社。
而达成这一目标的途径就从艾因哈罗德开始。让艾因哈罗德以最快的速度成长，让它坐拥更多的田地，从山谷攫取更多资源，开拓其在工艺制品、轻工业及重工业方面的利润空间；让它征服目极之处的每一片土地，征服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让它臣服于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以及满足其他一切所需，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实现犹太人的社会主义之梦。
拉比却有一个强大的观念：激进。在意识形态上，激进主义意味着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实现革命价值；在社会上，激进主义角斗着人性，并改变着事物的不公正秩序；在政治上，激进主义主张掌握主动权，并以暴力对抗阿拉伯人。但是，激进主义还有比这一切更广阔的含义——这是犹太人对他们消极的过去的反抗，是犹太人对他们悲剧命运及接受悲剧命运的反抗。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或准心，却是一种动力，是一种关于行动的动力，是一种敦促人勇往直前的力量，是犹太人抵制被湮没命运的最后尝试。
当海菲兹奏响的音乐回荡在安静的采石场时，我想的是哈罗德山谷中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我想的是，当他们站在那片裸露的荒原直面自己赤裸裸的命运时，为这片不毛之地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复苏；我想的是他们无论如何都要缔造属于自己的祖国的惊人决心。我想的是燃烧在他们心中的那团伟大火焰，没有这团火焰，这个山谷不可能被驯服，这片土地不可能被征服，犹太人的国家也不会建立。然而，我却知道，这团火焰终将失控。它将烧尽山谷中的巴勒斯坦人，也将焚毁它自身。它引燃的火焰，最终将人们对艾因哈罗德的惊叹变为质疑。
第三章 柑橘园，1936
1935年，雷霍沃特很好地折射了犹太复国主义已取得的全部成功。1890年建立伊始，这个殖民地只有280人，到1935年6月，这里已经居住着5 500人。并且雷霍沃特仍然在膨胀。在1936年1月，人口将达到6 500人。到接下来的夏天，将达到9 000人。几乎每天，都有医生、科学家、农学家、建筑师、工程师和音乐家从德国逃亡到这个乡村殖民地。逐渐地，他们改变了雷霍沃特，赋予它在学识、格调、文化上更高层次的体验。1935年6月，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的第一家分行打开了它典雅的大门。新建的、现代的市政厅有着可伸缩的屋顶，每周将在这里放映两部电影，每月都将举办一次音乐会。现在，雷霍沃特有了一个冰库、一家小制药厂和一家大橙汁厂，有了一个农业研究所和一个科学研究所，以及年轻人踢足球、打网球和手球的运动场。雷霍沃特不再仅仅是农业的，它还是科学的、金融的、工业的、文化的以及体育的，一年比一年更好。
1925年，阿尔卡萨姆制订了一个五阶段计划：做好革命的思想准备，建立秘密的革命基地组织，收集武器、资金和情报，屠杀犹太人，以及发动全面的武装斗争。1930年，这个计划开始执行，巴勒斯坦北部形成了秘密基地组织的网络。每一个基地组织都有５名全心致力于伊斯兰教、保密工作以及对抗犹太人的成员。晚上，阿尔卡萨姆在迦密山的采石场训练他的人员，从这里可以俯瞰海法。他鼓吹宗教、道德，收集步枪，自制炸弹。1931年4月，阿尔卡萨姆的信徒们杀害了三名驾着干草车走在回家路上的基布兹社员。1932年1月，一名农夫在家门口被他们杀害。1932年3月，他们又谋杀了另一名农夫。1932年12月，在伊兹拉村庄，他们向村民家里投掷炸弹，炸死了一名农夫和他8岁的儿子。当警察实施追捕时，这些秘密的基地组织又转移到了地下深处。而他们的领导者不断地鼓吹，这就是“圣战”的实现方式，犹太移民正在从巴勒斯坦人民手里偷走巴勒斯坦，每一个犹太移民都是他们的敌人。但是，时机还没有到来，他们必须耐心，他们必须训练、准备，等待一个信号。
阿尔卡萨姆仅仅是一个开始。阿尔卡萨姆的死亡神话，其危险性远远超过这位叛党领袖活着时候的所作所为。阿尔卡萨姆将成为巴勒斯坦的第一位殉道者，他如同切·格瓦拉般的传奇将在以后的世世代代中流传，令他成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标识。然而就目前来说，柑橘种植者并不理解北方这一系列事件的意义。他相信英国政府已经成功铲除了突然出现在基利波山的毒草，没有理由再报以忧心。现在的时间该用来关注那些硕大圆润、甜美多汁的果实了，它们坠在郁郁葱葱的柑橘树的枝条上，正在变成橙黄色。
他知道，1936年的雷霍沃特正受到一股强大力量的威胁，这股力量冲击着欧洲犹太人，改变着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但是，现在，他站在自己柑橘园的最顶峰，无论看向哪个方向，入目所及之处，都是柑橘园。有新生的，有长熟的，有犹太人的，也有阿拉伯人的。它们从地上冒出，就好像得克萨斯州的石油涌出地表一样。于是，这位柑橘种植者觉得，这片土地是被祝福的，这片土地充满希望。雷霍沃特的殖民地就是一部鲜活的圣约，预示着犹太人将在犹大平原结束他们两千年的流浪历程。他们将来到这里，建立一个家园，种下一棵树，扎下它的根系。他们将白手起家，创造如绿色海洋般的柑橘园，这里将是充满着和平和富足的家园。
第四章 马萨达，1942
1936年的持续暴力事件是不同的，它在巴勒斯坦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席卷全境的矛盾冲突。因为，它伴随着巴勒斯坦总罢工，并且由巴勒斯坦国家机构推动，它不会被误解为别的含义，其本质就是：阿拉伯——巴勒斯坦地区集体的民族主义大起义。
指挥夜间特别行动队的是英国的军官。一般来说，英国士兵是更无情的战士，但是，哈加纳的战士们愿意与他们结成搭档。随着这种新的好战精神被认可，他们成为巴勒斯坦年青一代希伯来人的英雄。9月13日，在艾因哈罗德基布兹的圆形剧场，温盖特启动了一个军士长课程。这个笃信宗教的基督教民兵指挥官毫不怀疑这起事件的意义。“我们在这里建立锡安之军。”他对面前的100名犹太青年说道。
巴勒斯坦的向导们迷路了。天色渐晚，在沙漠泉水处短暂休息两次后，队伍终于抵达一处贝都因人的营地——计划中本来应是正午时分到达的。一些旅者想在这里过一个晚上，精疲力竭的骆驼也走不动了。尽管遭遇挫折，古特曼依然决定继续前行。毕竟，这正是他带领这些学员来到沙漠的原因：锤炼他们的意志，坚定他们的决心，教导他们面对任何逆境都不要退却。太阳已经下山，沐浴在月光下，他们继续跋涉。骆驼不能负重前行，年轻的男人们就接过来担在自己的肩上。
古特曼是理智的。他生长于哈罗德山谷附近疟疾肆虐的沼泽旁，所以，他一直清楚地知道，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是一场斗争。他顶着山谷里阿拉伯人仇恨的目光生活，所以他一直清楚地知道，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就是斗争。他一直信奉犹太复国主义所蕴含的孤注一掷的精神，认为锡安主义的本质就是勇往直前——永不退却，永不止息，一直向前。新一代的希伯来人必须提升犹太人能做到的极限，提升人类能做到的极限。他们必须与命运抗争。
我了解它们越多，反而距离它们越远。在这个充斥着批判主义、犬儒主义、自我意识的时代，我发现自己很难真正理解这群学员准备第一次攀登马萨达的精神状态。然而，我意识到，这种矛盾正是锡安式马萨达精神的本质，它象征着世俗和现代，却超越了世俗和现代，是一个超越人工建造水平的人文标识。古特曼所做的——将这个理想主义的年轻团队引领至这座沙漠废墟，正是利用希伯来人的过去深化希伯来人的现在，迈向希伯来人的未来。
于是古特曼崇拜的爱力阿沙尔决定宁可死亡，也不要投降。就在这里，爱力阿沙尔聚集了所有的坚贞信徒，发表了他最后的、著名的演说，这篇演讲词被一名幸存者引述，世代流传：你们都知道，明天我们将走向灭亡！ 但是，我们选择像英雄一样死去，与我们所爱的人同在……也许，从我们站起来维护自由的开始……我们就领悟了上帝的意旨，知晓他决定了他曾钟爱的犹太民族的命运！我们不能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让我们的妻子，在被敌人蹂躏之前死亡；让我们的儿子，在尝到奴隶的苦味之前死亡！我们将带着英雄们的祝福彼此护佑！带着自由进坟墓！至美至妙，至圣至伟！
古特曼的导师伊扎克·特本金说：“这里50万的犹太人不应退却，哪怕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幸存。我们必须站在这里直到最后时刻，为了未来，为了自尊，为了犹太民族的历史忠诚。这就是马萨达教给我们的道理，甚至在马萨达之前，我们也是被这样教导。这就是第二圣殿毁灭所教给我们的道理。”
1943年，马萨达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现在，它不仅仅是以色列土地上召唤犹太人为一场绝望战争做准备的历史传奇，而是代表犹太民族的寂寞孤独的神话般的、几乎是超自然的隐喻。就像以往一样，伊扎克·特本金以最残酷的方式来阐释新的见解：“我们感觉到终极的孤独……我们无法知道会幸存多少犹太人……我们也不能保证犹太人能幸存下来。我们苦痛，因为意识到，我们孤立无援，意识到，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
公元73年，事件是否确实发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公元1942年历史轨迹上，它的确发生了。古特曼提出的马萨达精神将标志着20世纪40年代的犹太复国主义，将决定1948年的命运，将塑造以色列国家的未来。
从1936年夏天到1942年夏天，犹太复国主义者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经历一系列的打击，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丧命，这样的现实教导这场卓越的运动。它周遭的环境极其严酷。相关的历史环境都是致命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适应就等同于死亡，而延续生命的唯一方式就是抗争。从那以后，决定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不再是排干的沼泽或者孕育果实的柑橘园，而是一座孑然矗立的沙漠要塞，它在荒芜的土地上投射下令人敬畏的身影。
第五章 吕大城，1948
1948年5月，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残酷内战愈演愈烈。英国撤离之后，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第二天，埃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进攻以色列，巴勒斯坦全面战争爆发。
吕大就是我们的黑匣子，里面盛放着犹太复国主义的黑暗隐私。其真相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不能容忍吕大。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和吕大之间就存在一个实质性的矛盾，只要犹太复国主义存在，吕大就不能存在，如果吕大存在，犹太复国主义就不能存在。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太明显了。
日复一日，我看着这场战争带来的破坏，对我们这一代，对我们的下一代。日复一日，我的恐惧在滋长，担忧我们这一代将无法担起肩上的重担——建立我们的国家、实现我们的梦想。我陷入全然的焦虑和担忧中。当我回想那些偷盗、洗劫和肆无忌惮的掠夺，我意识到，这些并不仅仅是孤立的事件。所有这些叠加起来，催生出一个腐败的时代。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本着郑重的态度、深入的思考，以及带着历史维度的反思。我们所有人，将为这个时代承担责任。我们将面临审判。而我感觉在审判中，正义并不在我们这边。现实给了我这样的印象：这个国家的快速转变，以及这个国家的希伯来力量的快速转变，驱使着人们走向疯狂。否则无法解释这样的行为、这样的精神状态，希伯来青年（尤其是当中的青年精英）的行动。这个国家从数千年中的弱势中锻造而成的道德准则，现在正迅速地堕落、恶化和瓦解。
第六章 供给房，1957
政府最终在1952年采取了行动。它停止吸纳移民，削减了国防预算，提高了税收，让以色列的货币里拉贬值。随后，以色列与德国签署了至关重要的赔偿协定，并开始向美国的犹太社区出售债券。两年后，应急经济措施、德国的赔款、美国的债券获得了成效：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下降，而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上升。当1954年再次接纳移民时，以色列已经成为一头猛虎，经济跳跃式的发展，年增长率超过了10%。1950年与1959年相比，后者的GDP惊人地上升了165%。
50年代中叶又启动了第三个国家工程：工业化。在为绝大多数的人口解决了基本住房、土地保证、食物供给的问题后，这个年轻的国家转向了现代工业。以色列从德国收来的赔款，几乎有一半变成了政府贷款，使企业家可以在偏远地区兴建工厂。有一些新企业失败了，但更多的企业取得了成功。
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是一个打了兴奋剂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城市，越来越多的村庄，越来越多的一切。然而，尽管发展如此迅猛，但社会差距却是很小的。政府致力于全民就业。它真诚地努力着，为每一个人提供住房、工作、教育和医疗保健。这个新生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平等、民主的国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是一种公正的社会民主主义。但它同样也是一个注重实践的国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结合了现代化、民族主义和经济发展。它没有时间，没有平和的心态，因此它缺乏人性的敏感。当国家成为一切的主导，个人就被边缘化了。当以色列昂首走向未来时，它也抹杀了过去。再也没有以前的景致，再也没有以前的身份。所有的事情都以集体的形式完成，所有的事情都是从上层强加下来。所有的一切都有了人为的痕迹。犹太复国主义不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而是未来的砰然一击。为了它卓越的经济、社会和工程方面的成就，新以色列付出了昂贵的道德代价。那里没有人权、公民权利、法定诉讼程序或者不干涉主义的概念，没有对巴勒斯坦少数民族的平等观念，也没有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同情，没有对离散犹太人的尊敬，没有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同情。本·古里安的中央集权和铁板统治，强迫着这个国家向前迈进。
因为斯坦赫尔已经是一个思想者，他对同伴们仅能凭直觉感知的事情有着自己的概念。他知道，犹太人需要一个庇护所，而以色列就是这个庇护所；他明白，犹太人需要一片屋顶，而以色列就是他们仅有的屋顶。即便是那些没有上帝信仰、没有宗教生活的世俗犹太人，以色列对他们的灵魂和身份同样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一个犹太国家，像他这样的世俗犹太人将赤裸地站在世界上。他们将没有家园，没有集体归属，没有未来。因此，斯坦赫尔完全接受了他作为以色列人的新身份。只有在以色列，他才不用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不用躲藏。只有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才能够从历史的客体转变成历史的主体。只有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才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很明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国家。不要问不必要的问题，不要沉湎于自怜，不要怀疑，不要悲伤，不要软弱或者多愁善感，不要追忆危险的亡魂。现在不是回忆的时候，时代要求我们忘却。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所有的力量专注未来。
确切地说，这两项背弃实际上是四重背弃：背弃了巴勒斯坦的过去，背弃了巴勒斯坦的灾难，背弃了犹太人的过去，背弃了犹太人经历的大灾变。四种遗忘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从记忆里抹去的是曾经的土地和曾经的大离散，以及对他们的不公正和对我们的种族灭绝。当他们为生存斗争并塑造一个新身份时，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人埋葬了巴勒斯坦的果园，埋葬了犹太村的神学院，埋葬了700 000巴勒斯坦难民的背井离乡，埋葬了6 000 000遇难犹太人的消失。在本·古里安的急迫发展下，消失的还有这片土地的美丽、大离散的历史深度，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大灾变。
摩萨德，全名情报和特殊使命局，是1951年4月1日成立的以色列情报机构，被誉为世界最有效率的情报机构之一。
第七章 核工程，1967
他讲述得越多，我越发明白，他这个人是不需要深入探究的。他并不具备本·古里安对于历史走向的敏锐把握能力，也没有阿莫斯·德·沙利特的悲剧性洞察力，或者陀斯特夫斯基的辩证的精明。他是真的不理解自己行为的复杂性，不理解自己行动存在的问题。他对于自己的暴行和所作所为的恐怖程度没有任何概念。他整个人充斥着国家强盛的需求、钢铁般的意志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行动主义倾向。他永远没有能力正确地看待他这一生所做的工作。他工作的能力正是来自于他不能看到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影响。
本·古里安召开了安全讨论会，会议进程中两个流派合二为一：理论上，以色列应当拥有核电力，但是要表现得好像不拥有核电力一样。这种方式不会刺激阿拉伯人，也不会加快中东的核化进程。以色列也没有采取鲁莽的，或者是不道德的安全策略。与核武器有关的所有事情，以色列的谨慎远远超过美国和北约；与核武器有关的所有事情，以色列都将以一个成年人的态度对国际社会负责。以色列完全了解核恶魔的可怕本质，并且将一直把它锁在地下室。
伊朗现在正跑着你们从1957年到1967年跑完的马拉松。而他们并不孤单，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阿尔及利亚全都表现出对核的兴趣，如果伊朗可以取得成功，他们的兴趣将更加浓厚。他们认为，既然以色列有权兴建迪莫纳，他们便也有权利兴建他们的迪莫纳。而一旦其他中东国家行使他们的权利，以色列的迪莫纳将从一个祝福变成一个诅咒。我们将重新审视亚伦和加利利的警告，然后发现，他们是正确的。半个世纪后，我们将重新审视那些我在父亲的图书馆里读过的知识分子的论文，然后发现，他们是多么地具有先见之明。这个使以色列从1967年一直繁荣到新千禧年的第二个十年的事物，将变成以色列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它也许会将以色列人的生活变成一场噩梦。
工程师没有驳斥我的观点。恰恰相反，他非常肯定地预见到中东正在发出放射性的绿光。他直言不讳。很可能基于政治方面的不正确说法，他轻蔑地做出结论，认为阿拉伯人不会像我们这般行事，他们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他们获得了这种能力，他们就会使用它。就在这里，在特拉维夫的上空。就工程师而言，他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先发制人。谁要前来杀你，你就奋起先宰了他。尽管他相信阿拉伯人已经拥有了核弹，依旧先打他们。全力以赴、用尽一切力量打他们。现在必须积极主动，就像工程师和他的同事那时那样积极主动一样。“我们不能无所事事地坐等挨揍，”他咆哮道，“我们绝不能坐等在一个美好的春日，一朵白色的蘑菇云从我们家园的上空升起。”
“如果每个人想的都像你想的这样多，”他告诉我，“他们将永远不会行动。如果每个人都花费太多的时间思考，这些思考将使他们陷入瘫痪，使他们不能建造迪莫纳。”
第八章 定居点，1975
埃及军队进攻西奈沙漠，封锁了蒂朗海峡，直接威胁到以色列国。国际社会没有回应，在以色列，许多人陷入一片恐慌。他们担忧这次泛阿拉伯的进攻将摧毁以色列。但当以色列1967年6月5日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后，以色列占据了上风。在三个小时里，以色列国防军便摧毁了四个阿拉伯国家的空军力量。在六天时间里，以色列占领了西奈沙漠、约旦河西岸以及戈兰高地。阿拉伯的军队被击溃，阿拉伯国家蒙受耻辱，而小小的以色列，领土扩张了三倍，并成为区域霸主。建国19年后，以色列共和国成了一个帝国。在第二圣殿毁灭1 900年后，在耶路撒冷古老殿宇曾经矗立的圣殿山，犹太人再次成为它的主人。
1973年10月6日，整个以色列都在这个神圣的假日里遵循赎罪日的律令禁食，埃及军队出乎意料地突袭了以色列。他们渡过了苏伊士运河，突破了巴列夫防线——这是以色列用来护卫国土南翼的防线。与此同时，叙利亚的军队越过了北境，摧毁了以色列的防御，占领戈兰高地的大部分地区。短短几天里，成千上万名以色列士兵牺牲、受伤、被俘。以色列空军损失了三分之一的战斗机。有时，以色列看起来似乎即将被攻破；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也动摇了信心，以《启示录》的论调说，第三圣殿的毁灭迫在眉睫。经过整整十天的浴血战斗，以色列夺回了主导权。它击败了进攻的敌军，穿过苏伊士运河，威胁埃及首都开罗，同时迫近了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然而，迟来的军事成就并不能消除几近失败的创伤。这次战争被视为巨大的失败。以色列领导人集团和以色列军队的信念被击碎了。同样被击碎的还有以色列的自信。历史上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没有前进，反而撤退。
伊曾的语言艺术是平静、简洁、不带感情的。他总是十分注意，不过多地赞扬自己的功绩，不自吹自擂。但当他告诉我他第一次上山的那段日子时，他的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芒。而当我说他第一次上山时必定感觉到了上帝的显灵，他没有反驳我。“你知道，我不喜欢夸夸其谈，”他说，“我也从不喜欢健谈者。我总是说，‘去做’。但你是对的，就在那个冬天，我理解了我们的角色。突然地，一切都明晰起来，以色列的土地在召唤我们，上帝在召唤我们。一个宗教使命强加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使命点燃了我们的躯体和灵魂，点燃了我生存的全部意义。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我都在处理细枝末节的琐事：给路虎车加油，装载金属管和铁丝网卷。然而，当路虎驶上巴力哈措尔山，山顶映入眼帘，我可以与天国对话。我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正在做一切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所以现在请行使你的职责。’是的，我在与上帝对话。我向上帝说以色列的子民们曾经说过的话，当他们用篮子装着头批成熟的水果并摆在神殿，他们这样对神说：‘这里，我们已经做完了我们的这一份。请做你的那一份，庇佑你的子民，你的以色列。’”
耶胡达·伊曾说起早期的奥弗拉时就像一个浪漫主义者。“奥弗拉的第一原则就是所有的居民都要在这里工作，”他告诉我道，“第二条原则就是阿拉伯人不会在这里得到永久性的雇用。第三条原则是奥弗拉要拥有一个强大的农业基础。”对于伊曾来说，农业是奥弗拉的关键。他那时相信，现在也这样相信，除了在土地上劳作，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坚守这片土地；除了与土地产生直接的肢体接触，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回到这片土地。
毫无疑问，将会有一场战争。因为1948年和1967年，因为奥弗拉，将会有一场战争。但战争不会拯救奥弗拉，也不会拯救以色列。沃勒斯坦、伊曾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所创造的现实，将以色列拖入了一个困境，缠绕的死结无法解开。定居点已经在以色列的脖子上套上了绞索。他们创建了一个不堪一击的人口、政治、道德、司法的现实。而现在，奥弗拉的非法性玷污了以色列本身。就像癌症那样，从一个器官扩散到另一个器官，直至危害到整个身体。奥弗拉的殖民主义让世界将以色列本身看作殖民主义的实体。但是，因为21世纪没有殖民主义实体存在的余地，所以西方逐渐抛弃了以色列。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和欧洲的开明犹太人为以色列感到羞愧。这就是以色列内部争执不休的原因。虽然奥弗拉创始人的初衷是希望以色列变得更强大，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却削弱了以色列。因此，当一场大战真正爆发时，它将邂逅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斥的、支离破碎的以色列—— 一个几乎不能保护自己的以色列。
我对沃勒斯坦说：“但在1967年和1973年之后，一切都改变了。自我约束和历史主义的洞察，这些建国第一年的特征，开始逐渐褪色。你的殖民者利用了这份虚弱，利用了战争造成的政治真空。你滥用了工党的缺点和利库德集团的鲁莽。虽然你认为自己比其他人都聪明，但你错了。你错误地以为，1975年你在奥弗拉做的事就是1921年祖先们在艾因哈罗德做的事；你错误地以为，就像一场革命运动可以圈占未定义的土地一样，一个主权国家也可以占领别人的领土。你没有领会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供给房政策的深邃智慧，也没有领会20世纪60年代迪莫纳工程的初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你领回了巴勒斯坦人，而本·古里安想尽办法请他们离开。你将国家之间的冲突转变为移民社区与本土以色列社群之间的冲突。因为这些事，你让一切都陷入危险之中。你的能力固然引人注目，但你所做的种种事情无一例外都是完全错误的。你渴慕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和它的尊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否定了犹太复国主义的逻辑，损害了它的利益。你为我们带来了灾难，沃勒斯坦。从我们这方面来说，你的行为是历史主义的自杀行为。”
哈雷尔礼貌地忽略了我，继续说道：“我们一直都知道，有一天，我们将被迫离开这里。虽然从没有人谈起。它隐藏在黑暗的角落。但是，从奥弗拉建立的第一天，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我们还知道其他一些事情。这里的人们相信，一个大事件将会发生，就像1967年战争和1948年大战那样。而这件大事情将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它不会让我们的奋斗付诸东流，它会让以色列人相信我们，并且加入到我们当中。特拉维夫的人们将会明白，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空虚。没有我们，他们就没有根系，没有深度，没有生活。大量民众将蜂拥而至。到了那个时候，当1 000 000犹太人在山脉间定居，以色列将绘制新的地图，伴随着新的观念。开创于奥弗拉的伟业，将会再次使以色列犹太化、锡安主义化。”
当我听完哈雷尔所说，我才理解，虔诚教徒集团之所以强大，乃是基于这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解放运动。通过前往犹大和撒玛利亚，它试图将小资产阶级的、保守安息日的社会转变为一场革命运动；通过建立定居点，它试图将犹太复国主义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叙述的边缘转移到中心。这就是为什么，对奥弗拉的渴慕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宗教的，而是发自肺腑的。只有在以色列主权国家边界外的那些有争议的领土，这个民族宗教主义的部落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只有这些未被定义的土地上，它才能定义自己；只有在奥弗拉，这些民族宗教主义的青少年才能高举他们的双手，在世界上找到他们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拒绝看到奥弗拉的愚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闭眼不看奥弗拉即将走向终结的现实——就是当下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明白，在21世纪，奥弗拉将不复存在。
第九章 加沙海滩，1991
当看守们在两道围篱之间来来回回地踱步时，我突然感到，被监禁者与监禁者的界限其实并不明确。我觉得整个营地就是这里每个人的监禁生活的象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被围篱监禁在这里。
对于我们占领加沙，巴勒斯坦人是绝不能容忍的。他们告诉我们，如果要占领加沙，我们就必须拥有一个加沙海滩监狱。而如果我们要拥有一个这样的监狱，我们就必须背叛自己。我们必须背叛我们曾经的信念，背叛我们对于未来的期许。所以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以土地换和平”。现在的问题是以土地换取我们的正派。以土地换取我们的人性。以土地换取我们每个人的灵魂。
也许这就是直至今天，我在加沙海滩拘留营的所见所闻仍然在心头萦绕不去的原因。我被这个观念所困扰着：我们扼杀着巴勒斯坦人的同时，巴勒斯坦人也扼住了我们的咽喉。我们压迫着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也压迫着我们。我们因巴勒斯坦人而陷入困境，巴勒斯坦人也因我们受困。每隔几年，冲突就会演化为一种新的形式，一种更加可怕的形式。每隔几年，暴力的模式就发生着变化。悲剧在这一章结束，又在那一章开始，而悲剧，永远不会有结局。
第十章 和平，1993
“我来到这里，并不仅仅因为你是以色列和平运动的标志人物，”我告诉萨里德，“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你的传记就是左翼的传记。在新和平运动取代衰落的劳工运动的过程中，你就是当中的顶梁柱。从工党走向和平的转变并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它也是从建设走向抗议、从实践走向讨论、从领导走向反对所经历的深刻思想变革。而你就是这种转变的化身。以色列由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实践的劳工文化，转向了基于以色列自由派的抗议而产生的和平文化，而您就是这种转向的化身。”
“问题就在这里，”我说道，“你以及和平运动，总是不停地 ‘反对’，反对梅厄，反对贝京，反对占领。尽管你们有权利表达愤怒，但你们的失败恰恰在于你们总是持否定的态度。你们抗议，你们举行示威游行。不像老工党党员，你们从没有建立任何东西。你们没有建造一处房子，也没有种下一棵树。你们也从来没有承担处理以色列复杂现实的沉重责任。从情感上说，你们仍然沉浸在20世纪60~70年代的青少年抗议阶段。和平运动的否定特质令它毫无效果，并最终失去了吸引力。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情绪上，它都是徒劳无益、不结果实，甚至起到了腐蚀性的作用。没有足够的爱，也没有足够的怜悯，却有着过多的论断。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不能填补衰落的劳工文化所留下来的空白。在你们上演一幕弑父弑母的鸿篇巨制后，你们自己却没有成功地担当父母的角色。没有抚养，没有鼓励，也没有领导。你们没有给这个国家提供一个成熟的政治选择。最后时刻，你们这一代只达成了创始者们已建立的功绩当中的一小部分。你认为，以色列变成了一个群龙无首的国家，没有船长、没有罗盘、没有方向感，在大海中迷失，但这只是你的视角，别人可不这么认为。”
“历史不是一个火车站，”他这样说道，“因为即使你滞留在最偏远的火车站，你仍然确信，即使你误了这趟火车，下一趟火车仍会抵达。你也许会等待一个小时，一天，或者一个星期——但下一趟火车仍会到来。历史并不这样。在历史的情境里，如果你错过了你应该登上的那趟火车，就不能指望还会有下一趟。这就是我现在为什么这样生气、这样恼火、大失所望。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任总理，我势必会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协定。也许我还会设法挽救一些定居点，或者是一小部分东耶路撒冷的土地。但因为那时的以色列领导人既傲慢又冷酷，于是时间流逝了，机会溜走了，火车驶离了车站。现在我没有看到下一趟火车的到来。一列火车都没有。而这只会令我更加悲观和沮丧。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深爱着这片土地了。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感觉我归属于这个国家。在我的噩梦里，我看到数百万的巴勒斯坦人向着耶路撒冷进军，我看到数百万的阿拉伯人向着以色列进军。我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除了即将葬入的坟茔，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但有时，当我看着我的孙辈们，我的眼睛就涌出了泪水。我不再确定，他们的命运会不会与拉法洛卡孩子们的命运一样。”
“事后看来，很明显，你并没有考虑到双方在宗教、文化以及生存空间问题上的冲突。你不记得阿拉伯世界对1917年《贝尔福宣言》的排斥，不记得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公开后阿拉伯人的暴行，也不记得1948年战争后所遭受的灾难。你看到的只是1967年相对简单的问题，也就是占领，而你认为你能够以一种相对容易的方式解决它。像你这样的聪明人却被诱惑以这样一种草率的方式达成和平是无法让人理解的。你没有利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特殊情境最终引领人民走向真正的和平，却选择了和平的表象。你以为你操纵了佩雷斯和拉宾，但事实上，是巴勒斯坦人操纵着你。尽管他们处在战略劣势，但他们仍然成功地把你甩在了地上。”
第十一章 控诉，1999
埃丝特还记得，当他们离开梅克内斯时，她哭了。当他们登上去卡萨布兰卡的飞机时，她再次哭了起来。摩洛哥的生活是优渥的。但不管她如何恳求和劝诱她的丈夫返回摩洛哥，丈夫都听不进去。阿拉伯人突然的心态改变羞辱了他。直到他栖身在马赛的临时中转营时，他才开始为自己草率的决定而感到后悔。直到他抵达海法的港口，他才开始意识到他做了什么事。当他得知他们的行李还没有抵达时，他大发雷霆。当他知道他在马赛的住房承诺不能兑现时，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恐惧地看着暴怒的伊利亚胡掀翻了一张桌子。
“发生了什么是一览无余的，”德里详细解释道，“东方犹太人的文化建立在三个支柱上：社区、会所以及父权。父亲是非常强大的——太强大了。他是支撑整个家庭的人，是整个家庭的王。他告诉他的妻子应该做什么。他告诉他的孩子学习什么、如何为人处事。即便在现代化的时代，即便受到了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影响，父亲和拉比仍然保持着主导地位。宗教、传统和父权，使东方犹太人得以保存并延续1 000年。我们没有经历欧洲风格的世俗化。我们没有经历西方的启蒙运动以及宗教反抗运动。我们过着宗教、传统以及初始现代化相融合的生活。我们仰望拉比，敬畏父亲，这样，我们才以一个社群的形式幸存下来。”“抵达以色列后，”德里说道，“这个社群瓦解了。因为一种蓄意的政策让我们瓦解。拉比失去了他的权威，社群被分割，犹太会所大为削弱。但最糟糕的是，父权发生了改变——父亲的形象崩塌了。在这里，他不能像在摩洛哥或者伊拉克那样供养他的家庭；在这里，他失去了在突尼斯或者利比亚时的权威，他失去了他的风度，他陷入了沮丧消沉，他失去了他至关重要的意义。
“于是，国家为这些新移民营造了供给房，为他们兴建工厂。几年之内，它拆除了那些丑陋的难民营，为这些新来者提供了立足之地和工作场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这个由阿什克纳齐犹太人所主导的国家不理解的是，这其实是夺走了东方犹太移民的社会、骄傲和传统。它粗暴地拆散了他们的社群和标准架构，而这种社群和架构令他们在大离散期间保持着联合统一。他们没有工具来应对这个新世界，没有与之相关的教育和意识，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失去了权威，也失去了方向。他们能做的只是在街头宣泄暴力，虚度光阴。于是，就这样，一代人迷失了。然后又一代人也迷失了。数十个贫民区和偏远的发展中城镇都变成了巴特亚姆的伊利科恩所变成的模样：被忽略，犯罪猖獗，前途渺茫。成千上万的东方犹太人青年在没有父亲、没有纪律、没有人生意义的环境下长大。”
“但从另一层意义上说，他们又失败了：他们攻击我，却令那些民众更坚定了跟随我的信念。100万的以色列人相信，当政府尝试驱逐我的同时，也将试着驱逐他们。当政府对我关上了大门的同时，他们也将被滞留在外面。当这100万以色列人终于抬起头，他们回想起半个世纪前的经历。滴滴涕，难民营，卑躬屈膝。这就是为什么，1999年我们能在议会赢得17个席位。如果大选推迟一个月举行，我们会拿到25个甚至28个席位。我们将取代利库德集团，成为中右翼政治势力的领导。而计划就是当我出狱时，我们就会这样做。我们将拾起我们遗留的一切，赢得议会的30个席位。但当我在监狱的期间，我决定不要撕裂那道伤口，不要重新点燃那个火堆。这并不是说伤口就不在那儿，火焰也是如此，依然在那儿逗留。你根本不能想象，仍然在那里的伤口是多么疼痛。但我得出了结论，就是一切已经足够了。发生过的事情已经是极度危险的，以色列已经走到了悬崖边，而我不想重蹈覆辙。每当我现在想到那时即将发生的事情，我都不寒而栗。如果成真，只有上帝才能阻止20世纪90年代从我们自家屋顶上燃起的熊熊大火。当我重新开启我的政治生涯、登上公众平台，我想要做些不一样的事情。现在，我要以一种新方式处理那道旧伤痕。”
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故事同样也是简单而残酷的。以色列应当是东欧犹太人的家园——这是这个国家的设计理念。但是从1939年到1945年，东欧的犹太人几乎全部遇难。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犹太复国主义只能转向更东的东方。结果是讽刺的，在1897年，当犹太复国主义蓄势待发时，全世界的犹太人中只有7%是东方犹太人。1945年大屠杀之后，全世界的犹太人中只有10%是东方犹太人。但在以色列，到1990年时，以色列犹太人中的东方犹太人比例超过了50%。一个为一支部族设计的国家，却在人口上不敌另一支部族；一个立足于一种文化的国家，却被另一种文化所占据。但犹太复国主义者却没有承认，或者说不能承认，这个已经发生的突然性转变。它不能承认，初始的蓝图已经不能适应新环境的改变。因此，犹太复国主义继续前行，并蓄意地忽略了它所造成的伤害。以色列的大熔炉便以残忍的高效率翻滚着，它固然塑造出了一个国家，但同时也烧焦了那些人的身份，煎熬着那些本应得救的灵魂。
“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身上有什么不对劲，就在东方犹太人身上，”加拜说道，“是一种被玷污、低人一等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卑躬屈膝，在他们面前贬低我们自己。这是一种微妙的、复杂的自我厌弃，是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深深不安。直到德里来了，向我们证明我们可以昂首屹立，骄傲地、平等地走在阿什克纳齐犹太人之间。德里将北非犹太人的传统带上了中央舞台。他告诉我们，虽然不是特别出色，但我们也是不错的。他唤醒了我们心中的ruge raas，他让我们能够高昂起我们的头颅。他甚至赋予像我一样的东方犹太嬉皮士与我们自己和平相处的能力，并让我们觉得是有价值的。德里认为，我可以被特拉维夫所接受，而不是回到贝尔谢巴。他认为，我们可以在不背弃东方的情况下就能在西方取得成功。
西方化的犹太复国主义畏惧我们。它畏惧我们带来的阿拉伯主义：阿拉伯的音乐，阿拉伯式烹饪的气味和味道，阿拉伯的言谈举止。想一想，这里正发生着奇妙的事情。大屠杀之后，犹太复国主义将100万的阿拉伯犹太人带到这里，以便在人口上维持犹太复国主义，从阿拉伯世界输入了100万人；但当它把这些阿拉伯犹太人带进来后，却恐慌起他们的阿拉伯身份。从我祖父的摩洛哥音乐、我祖母烹饪的摩洛哥菜肴、我父亲遵循的摩洛哥传统习俗中，它感觉到危险。它畏惧我们这些东方犹太人会从内部分化西方的犹太复国主义。
“你还没有理解，”加拜告诉我，“你是这里的人，你是归属于这里的人。在以色列，你就像在家里一样。你拥有这个地方。我虽然生长在这里，却清楚地知道，这里是有一个内部圈子的，而我并不是当中的一部分。这里有一个社群甲，而我并不在其中。因为家庭充满了爱，我因此而获得力量。我拥有了我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坚持要打进这个圈子。我想要跟那些强大的、归属这里的人走在一起，这也是我的家庭教导我的。他们教导的首先是教育：学习，学习，学习。但显而易见，光有知识是不够的，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就得漂白我们自己。而漂白后裔就是社会流动中最可靠的媒介。我敬爱的祖母会用她的母语这样告诉我：‘对于你，盖尔，一个摩洛哥人不能成就任何事，除非你搭上一个波兰小伙子。’这一点钻进了我的潜意识。找一个摩洛哥配偶是毫无出路的——如果我与一个摩洛哥人结婚，他可能会成为一个热情的社会工作者，我也许会成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高中教师。晚上，我们会在贝尔谢巴供给房社区一间三室的公寓聆听美妙的民族音乐。但是，因为我雄心勃勃，我必须与白人的权力交配。我不得不用白人的精子稀释我体内的纯黑。
“这就是为什么，德里如此重要，”加拜说道，“在德里之前和德里之后，以色列的大多数东方犹太人都把他们的苦痛引向对民族主义政治团体或利库德集团的支持。这是武断的、错误的，大多数的东方犹太人都不是极端主义者。而当德里到来时，情况不同了。他指出了东方犹太人的自卑情结，指出了东方犹太人的向往，他将我们的痛苦合法化，但真正奇妙的是他与拉宾的联盟。当伊扎克·拉宾与阿里耶·德里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结成联盟时，其意义远超出政治认同。拉宾代表着基布兹、帕马奇和特拉维夫，他是一个神话般的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战士。德里则经历了梅克内斯、巴特亚姆、耶路撒冷。他是东方犹太人的英雄。当拉宾和德里站在一起时，我们所有人都站在了一起；当拉宾和德里四目相对时，我们所有人都直视着彼此。现在，有了相互认可。现在，有了一种方式可以将政治稳定和民族自尊结合起来。现在，东方犹太人要证明自己，可以不通过仇恨阿拉伯的方式，而是成为沟通阿拉伯人的桥梁。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与阿拉伯人达成和平的希望，不论是国外的阿拉伯人还是国内的阿拉伯人。然而，随后，拉宾被暗杀，德里被定罪，一切都土崩瓦解。20世纪90年代初的恩惠随着时光流逝了，德里越遭到迫害，愤怒便积累得越多。人民对追猎德里的白人当权派感到愤怒，但人民同样也因德里而感到生气。也许政坛上的每个人都是腐败的，但他不应该被腐蚀。他应该比洁净的人更洁净，因为他肩负着一个使命，他承担着一个决定性的历史角色，他是我们的入场券。他本来应当带领我们进去，让我们归属于这里。但是，因为他的坠落，一切都不可能了。我们的期待似乎成了幻想。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机会了。我们将不能做我们自己。我们能做的仅仅是调整自己，模仿别人，我们只能放弃自己模仿他人。我们只能回到khshumeh。”
这就是为什么，东方犹太人的灵魂是受伤的灵魂。它从稳定与宁静中被拽出，撞进了狂暴的湍流，又在湍流里遭受羞辱，又从羞辱到自我否定，到被迫西化。但在西化之下，涌动的是痛苦与不满。我们的强大敌人就是痛苦与不满，而德里将我们从痛苦与不满中释放出来。他本来应该带领我们反抗，引领我们走向和解。所以当德里跌倒时，我们都跌倒了。我们发现，自己又再次置身于黑暗。在黑暗里我们疼痛着，我流血，我们得不到安慰，找不到疗法，找不到家园。
第十二章 性，毒品及以色列的现状，2000
一切都颠倒了。这是耶路撒冷里的特拉维夫，这是白日里的夜晚，这是耶路撒冷最神圣日子里的哈桑那节（Rosh Hashanah），也是犹太新年。数千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主要的俱乐部，在洞穴状的大厅里，证明他们可以开着浩室音乐连续庆祝10~12个小时，而不会变得好斗、不耐烦、粗鲁。证明那些认为新以色列还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神权政体的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谈论的是什么。
第十三章 上加利利，2003
宗教基布兹贝特利蒙坐落在图兰山的岩石山脊的峰顶上，俯视着穆罕默德、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他的曾祖父出生的村庄。“几百年来，我们居住在这里，”穆罕默德说道，“从法典记载以前的远古时代，我们就居住在这里。这片山区成千上万德南的土地都被英国托管行政官指派给图兰村村民以保证他们的利益，直到以色列的政府从中夺取了一万德南的土地，用以在山顶建造贝特利蒙阿尔法、贝特利蒙贝兹以及贝特利蒙吉姆瑞。犹太主人高高在上，而巴勒斯坦奴隶生活在底层。”
这里是戈兰尼大桥的纪念碑，它所纪念的回忆却不是他回忆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认为，我已经得救，”穆罕默德这样说道，“如果我认为，我的家庭因为几个月的黎巴嫩放逐而成功逃离了1948年的大灾变，我就会不断地提醒自己：在这里，我是不受欢迎的；在这里，我处在永久的假释状态；在这里，我没有任何权力。因为，高高耸立在戈兰尼分叉口，我们的玛斯卡南分叉口的纪念碑，欢庆着获胜者，遗忘了失败者。戈兰尼分叉口的麦当劳餐馆，以色列装甲车，蓝白相间的旗帜，清晰地宣告：我们征服了你。而因为我们征服了你，我们的力量便允许我们在你们的领土上欢庆我们的胜利，在你们加利利的土地的中心深处欢庆我们的胜利。”
第十四章 现实的冲击，2006
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以色列已经经历了七轮不同的国内反抗：定居者的反抗、和平的反抗、自由司法的反抗、东方犹太人的反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反抗、个人享乐主义的反抗以及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项反抗都是寻求公义的，它们为一个受压迫的少数群体诉求公义，呼吁解决潜在的但至关重要的需求。它们都掀起了一波震荡中央的主导力量，而这些力量在之前是被蓄意忽略或处于边缘状态的。然而，这七轮反抗却导致以色列共和国的崩溃。之前为国家地位奋斗50年以及在建国21年里精心培育的那些东西，在1973年战争后的40年被大大地腐蚀了。因此，尽管大多数的反抗是公正和必要的，但它们累积的影响却是毁灭性的。它们没有将以色列发展成为一个运转良好、自由民主的国家，它们也没有将以色列重组成为一个强大、多元化的多部族联盟，而是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令人刺激和兴奋、多元化、色彩丰富、精力充沛、可悲可笑的政治马戏团。与其做一个在中东的危险水域中平稳驾驭的强大、稳固的政治实体，以色列选择成为一个奢侈的大街市。
定居者们奋起反抗政治的规章和约束；反战分子奋起反抗历史与地缘的现实；自由主义者们奋起反抗太过强势的国家；东方犹太人们奋起反抗西方犹太人的控制；极端正统派们奋起反抗世俗主义；享乐主义者们奋起反抗犹太复国主义者集体思维定式的令人窒息的因循守旧；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奋起反抗犹太民族主义。然而，所有这些反抗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反抗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本·古里安所打造的犹太国；反抗那个兴建了供给房、创立了迪莫纳、稳定了年轻的现代犹太国家的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以色列。在征召了一代人、管制了一代人、动员了整整一代人之后，以色列人觉得他们已经受够了。他们想要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每个以色列的群体想要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每一种被轻视和怠慢的人类情感想要得到宣泄，想要被释放，自由表达自己的声音。但所有这些人、群体、情绪从来没有找到令它们并存不悖的表达途径。它们从来没有规划出一个新式的政治架构，以允许以色列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代表它们。这样就会是一个令人陶醉的、充满生气的社会，伴随急速发展的经济，而不是现在这个功能失调的政府，一个名存实亡的以色列共和国。
以色列从来不曾拥有一部宪法，其选举制度和政治架构也一直是摇摆不定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了统治的理念，也失去了统治的精英集团。没有人可以控制以色列，没有人可以掌管以色列，以色列变成不能被统治的地方。更糟糕的是，旧有的统治精英现在背弃了他们失去的国家，而新的统治精英——那些反抗力量，又懒得自己创造一个有奉献精神的、贤能的精英集团。结果就是，我们的头顶出现了一个裂开的真空，没有可尊敬的领导集团，没有发挥效能的行政部门，只有一个虚弱的公共部门和破裂的民族精神。新的政治游戏是互相指责的游戏：左翼指责右翼，右翼指责左翼。但在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中，没有一支政治力量可以成熟、理性地承担起运转这个国家的责任。以色列失去了它的政治理念。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火箭猛烈袭击我们的城市和村庄的景象，不仅仅是以色列军队无力保护它的国民，也是以色列精英历史性失败导致的严重后果。以色列的精英们背弃了现实，背弃了国家，不再引领以色列，不再维护以色列的团结一致。以色列精英的每一根纤维都透露着，它想让以色列成为当代的雅典。但在这片土地、这个地区，雅典人没有未来。只要斯巴达动动小手指，雅典就将不复存在。在这里，一个享受生活的社会是没有未来的，它根本就不能处理死亡迫近时的威胁。于是现在，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必须重塑我们的民族国家，我们必须恢复力量与常态之间的微妙平衡，我们必须修复我们防御盾牌上面的划痕。在这么多年的错误幻想、自我欺骗以及鲁莽轻率后，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命运，我们必须不辜负我们生命的旨意。
2006年的创伤为以色列提供了一幅其政治实体总体状况的精确图景：一个虚弱无力的国家领导集团，一个几乎不起作用的政府，一个腐败的公共部门，一支腐化的军队，以及大都市与外围的惊人脱节。但2006年的经历也提供了一幅以色列周边世界的精细全景图：伊朗正在崛起，真主党在北部兴起，哈马斯在南部积累着力量。和平已经无从谈起，占领已经宣告失败。单边主义不复存在。在南方和北方，以色列在过去收回的每一块土地都被一支足以用火箭威胁以色列的恐怖主义实体所占据。当伊朗上方盘旋着核威胁时，成千上万的火箭环绕着以色列，危险迫在眉睫。面对着新兴的生存危机，以色列却还没有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国家战略。这是多么糊涂而麻痹啊。
一个25岁的金发心理学学生递给我一小瓶可卡因，我礼貌地拒绝了，她这样告诉我，“摇头丸会让你爱上性，可卡因会让你疏远性。”她继续说：“在和平土崩瓦解、自杀式炸弹袭击盛行之后，20世纪90年代的天真就让位于令人眼窝凹陷的派对，就像你今晚看到的、我们周围的这些派对一样。这是露骨的、胆大妄为的，但没有爱情，也没有喜欢。归根到底，还是没有希望。”
但现在的情况却不同了，现在这里有一条完完全全的隔断。这就是为什么，2006年战争看起来这般怪异。士兵们在战斗，北部的市民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变成了难民，但太多的其他人生活如常，并不真正在意。很多富人在自己的游艇上度假，很多中上层阶级的人正在埃拉特寻找避难所。夏季的巡游、夏季的派对、夏季的毒品一切照旧。就好像这个国家并没有陷入战争，就好像这个国家并没有遭受挑战，而这才是真正的威胁——这才是真正可怕的现象。这里没有以色列人的患难与共。这个国家无力保护它的国民，而它的国民也不会走出来支持他们的国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将这个国家人民凝聚在一起。
第十五章 占领罗斯柴尔德，2011
“对于斯特劳斯集团来说，以色列意味着什么？”我问道，“以色列的什么因素使得斯特劳斯集团走向成功？”迈克尔立即回应道：“是以色列的人民，以色列有着非凡的人民。以色列的人力资本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以色列的商业业务所面临的挑战都是巨大的——我们有一个功能失调的政府，一套效率极差的官僚机构，还有战争。以色列永久的不确定性是其实存在的一个缺点。然而，弥补这一切障碍的却是以色列人本身。我已经环游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人民。以色列人异常地行动快速、富于创造力、大胆创新。甚至连他们工作的方式都是迷人的。他们不辞辛劳，孜孜不倦。他们被赋予了一种竞争精神——对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需求。并且为了第一个冲过终点线，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他们从来不说‘不行’。他们从不接受失败，也从不承认失败。”
但是还有第二个因素，里克特说道。奥伯特拥有一支由杰出个人组成的跨学科团队。“我们有最好的人工智能，有最好的计算机硬件，有最好的精密机械。这个团队可以完成任何事情。这也是典型的以色列风格——有一支由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组成的小型精英团队，他们一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夜以继日地工作。梅蒂诺是这支相同的主旋律中的一段变奏曲，在梅蒂诺，一个人要处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公司里所有事务：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科学以及精密机械。在美国的大企业里，让一个程序员理解血管生物学或者让一个医生理解材料工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最后的决议需要协商拟定通过，这是一个繁琐而不精确的过程。但是在梅蒂诺，这是综合的，就像奥宝是一个完全跨学科的公司一样。时间被节省下来，效率则提高至原来的三倍。于是，企业就像一个紧密结合的有机体一样运作：专注、强大、健康，并有能力达成最佳的结果。在很多新兴的以色列企业，类似的体系以不同的模型和形式运转。他们小型和统一的团队有着忠贞的精神、权宜的考量、创新的推动力，这在美国和欧洲的企业中是几乎看不到的。”
大幅度减少了政府开支（从2002年花费51%的GDP减少到2011年的42%）、显著削减了国家债务（从2002年的100%的GDP减少到2011年的75%）、维持一套保守而承担责任的金融体系、创造以色列高新科技工业继续繁荣发展所需的条件。“以色列高新科技的发展真的非同凡响，”他这样说道，“它是带动以色列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因为高新科技产业的存在，我们的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实现了贸易平衡，我们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以色列已经变成了一个创业之国（start-up nation）。以色列在学术研究和产品研发上的投入占GDP的4.5%，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投入只有2.2%。到目前为止，以色列的创业者人口比率是全世界最高的。由以色列人提出的发明数量更是令人吃惊。所以，以色列在纳斯达克（NASDAQ）进行交易的公司的数量超过了加拿大与日本，而且以色列的风险投资总额超过了德国与法国，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一次又一次地为之惊讶，这里有改革创新，这里有胆大无畏，这里有着罕见的野心。以色列人愿意冒险，他们相信，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所以，在以色列有着一种特殊的创业精神。而这种精神就令以色列成为了出产独创技术的强国。任何人都不应得意忘形。我们仍然只是一个市场狭小的小国，并且面临严峻的挑战。然而，高新技术革命与稳健宏观经济政策的结合，令以色列成了繁荣的中心。”
本·戴维悲伤地点头：“如果以色列拥有一个高效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府，它将能够对抗这个灾难性的趋势。现在还不算太晚，但是很快就要来不及了。而与此同时，持续功能失调的以色列政府所做的恰恰相反：他们奖励这些不工作的少数派们，用津贴拉拢他们，而不是要求他们接受现代的、民主的教育。结果是，将近一半的人口都不是国家奋斗的组成部分，都不承担对国家未来的责任。承担社会生产环节的士兵，肩上的重担已经令人难以承受。越来越少的以色列人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工作，以养活那些不工作的犹太人。越来越少的以色列人不得不加快奔跑的速度，以带动那些一点都不挪步的犹太人。一个失败的政权体系保证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定居者、富豪们的特殊利益。然而承担生产的中产阶级却被国家抛弃了。这就是为什么筋疲力尽的中产阶级感到越来越痛苦。他们感觉国家已经背叛了他们。他们看到了他们所爱的国家正濒临崩溃。”
以色列高新技术发展的秘密就是抵制权威、忽略传统的智慧、蔑视游戏规则；而以色列国家的缺陷也正是抵制权威、忽略传统的智慧、蔑视游戏规则。犹太人的律师、犹太商人、犹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犹太移民催生了一个焦躁不安的以色列公民群体。而这个不可预料的公民群体创造了一种不受控制的能量，不允许国家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实体履行职责。在半个世纪里，本·古里安的官僚专制给这种能量套上了辔头，组建了一个国家。但是，在1973年本·古里安去世后，这个他塑造的国家就开始分崩离析了。它无法再统治它的族群、派系和个人。它无法再包容它的多元化的少数民族群体及其互相抵触的身份特征。这个国家不再处理以色列的真正挑战，停止了合理的运作。以色列不再是一艘向着目标进发的突击艇，而是成了一艘寻欢作乐的轮船，没有船长、没有指南针、没有方向。
2011年夏天，在罗斯柴尔德大道上发生的事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以色列人害怕失去他们的单一民族国家，他们正尝试重新改造这个民族。在大道的尽头、在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成立的古老的特拉维夫博物馆建筑上方，新的一天亮起曙光，我希望这个警钟可以真正地将我们全部唤醒。确实到醒来的时候了，这个新兴的国家必须重新启航。这个不成熟的政治实体必须成长。在崩溃与绝望之余，我们必须奋起迎战一切野心勃勃的计划带来的挑战：家国的重建。以色列共和国的复兴。
第十六章 生存挑战，2013
很多人都把我视为一个杞人忧天的人，不怀好意地散布着恐慌和焦虑。那些我身边的以色列的著名人士以及我所工作的以色列媒体只是对伊朗徒逞口舌，却拒绝去了解伊朗。国际社会与国际媒体也是如此。尽管大家都知道伊朗的威胁在那儿——而且更加迫近——但鲜有人承认这一点，更少有人殚精竭虑地做那些必须做的事情以阻止伊朗的核威胁。
这位新总理在对抗伊朗方面做出的伟大贡献就在于认知觉醒。与他的前任们不同，内塔尼亚胡了解伊朗，深入探究伊朗，几乎是完全地关注伊朗。从他就职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他的人生使命就是阻止伊朗走向核化。为了阻止伊朗，他与工党的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组建起一个奇异的联合政府，并任命巴拉克为国防部长。为了阻止伊朗，他调拨了巨额的资金，并分配给情报收集和空军建设，同时保持与西方领导人的坦诚的对话。为了阻止伊朗，他规划了一套高效率的以色列军事行动计划，并时刻准备启动该计划。随着他将以色列国防军整装就绪，美国变得越来越担忧。2009年、2010年、2011年里有好几次，以色列表现得就像要攻击的样子。看起来中东战争一触即发，不论是华盛顿还是以色列都十分紧张。
1981年，时任以色列总理贝京派出八架F–16战机彻底摧毁了巴格达附近的核基地，并在内阁公报中写道：“以色列绝不允许敌人对我们的人民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将采取一切必要的先发制人的行动来保卫以色列的公民。”该事件定义了以色列现行的国家安全策略，即著名的“贝京学说”：强有力的先发制人，才是最好的防御。
第十七章 在海边
我告诉我的孩子们，我们的历史更为悠久。当我们撰写《圣经》的时候，在这座绿岛上生活的人们还是目不识丁的野蛮人。但我们的历史就是“你要离开本地”的历史，而我们的土地本身就是一座坟茔，生命一层层堆叠直至毁灭。是的，当英格兰还是一片沼泽的时候，我们犹太人就已经拥有了耶路撒冷。但是，英国拥有的是我们只能在梦境里奢望的：生于安乐之时，死于宁静之期。没有一场世界大战危及到他们的生存。而我们，恰恰相反，我们总是惶惶不安，因为我们就生活在战火之间。我们在灾难之中繁衍壮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如此的应变力、生命力与创造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如此的神经敏感、高调行事和难以包容。我们就生活在冒烟的火山不断逼近的阴影之下。
因此，当我看着塔玛拉、迈克尔和丹尼尔踏上小路，走向海边孤零零杵着的粉刷好的渔夫小屋，我陷入了自我纠结之中。我希望英国可以成为他们的故乡，这样他们也能过着如同《到灯塔去》里的那般生活。但是我意识到，我们不能走这条路。经历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的部落已经无法在这片郁郁葱葱的绿色草地上生存。这片岛屿没有大屠杀，没有迫害，没有公开的反犹主义，它会轻柔地把我们杀死。开明的欧洲同样也会轻柔地把我们杀死，就像民主的美国所做的那样。温和的西方文明将毁灭非正统的犹太文明。
这就是为什么赫伯特·本特威奇从肯特郡的海岸驶向雅法的海岸的疯狂旅程显得那么必要。因为这些柔软的英国山峦和古老村舍都不是我们的。它不间断的历史、坚实的身份、深刻的宁静，也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匆匆过客，地处边缘，即将启程。这就是为什么将非正统犹太人集中到一个地方是那么必要。而非正统犹太人能够汇集的一个地方就是以色列的土地。所以雅法之旅是无可规避的。我们必须在雅法周边建造一个犹太民族家园来拯救我们自己。
大离散的犹太人口与以色列犹太人口的对比是十分惊人的。在1897年，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只占全世界犹太人总数的0.4%。1950年，上升到10.6%。到1980年，上升到25.6%。而现在，我们占据了大约45%。为了在应许之地汇集全世界大部分犹太人的历史工程已经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今天，以色列的犹太社群是全世界两个大部分的犹太人其中的一个。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到2050年，世界上大部分的犹太人将成为以色列人。
巴勒斯坦人也许会说，当赫伯特·本特威奇乘着托马斯·库克的马车抵达这里时，也带来了一种致命的病菌。就像所有的征服者一样，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种病菌彻底摧毁了巴勒斯坦的免疫系统和巴勒斯坦的文明，糟蹋了古老的拉姆拉。我不会对此提出辩驳，但我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最终，同样的致命的病菌也袭击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初的梦想。在1987年，犹太复国主义还能设想一个总体规划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但到1950年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来实现任何计划。重重需求、重重压力、重重危机。这些天真的征服者们陷入了他们最初行为造成的后果的混乱风暴中。使他们从欧洲迁移到拉姆拉的历史使命如今造成了一场灾难，没有人可以阻止。这场灾难首先摧毁了土著文化，然后又摧毁了开拓者的文化，然后又将我童年时代的迷人的柑橘园连根拔起，然后它创造出令人不满的、毫无特色的以色列城市。
然而，多年以后，它已经无法再保持这样一种高水准的革命纪律性。它无法再保持这样一种奉献、严谨和献身的精神。承袭的一代人失去了历史眼光和责任感。他们被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成就所愚弄，他们没有看到在犹太复国主义的行径中所蕴含的风险。逐渐地，他们失去了在深渊之上走钢丝所需的专注与谨慎。当意志衰落、智慧耗尽，再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来领导孩子们的十字军东征。这场运动的早期阶段，几乎一切都是对的，但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几乎一切都是错误的。
到目前为止，犹太复国主义对这三重威胁圈的抵御都是非常有效的。以色列高明的外交手腕阻止了伊斯兰的圈子合并成一个足以扼杀以色列的政治活动圈。以色列的军事力量阻止了阿拉伯获得在战场上打败以色列的能力。以色列的智慧阻止了巴勒斯坦用恐怖主义袭击破坏以色列政局的稳定。然而，巨大的压力正压在以色列的铜墙铁壁上。一枚伊朗的核弹，阿拉伯新一波的敌对浪潮，或者一轮新的巴勒斯坦危机，也许就会把它击垮。所以，以色列在它建国的第七个十年所面临的挑战，就如同它在建国最初的几年里所面临的挑战那般戏剧化。当我站在巴力夏琐山的山顶时，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正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
以色列一直忽略了它的阿拉伯平民。它还没有找到吸纳它的五分之一阿拉伯人口的合适途径。没有在1948年被驱逐的阿拉伯人已经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压迫了几十年。这个犹太人的国家没收了阿拉伯人的土地，践踏着他们的权利，没有给予他们真正的平等。这几年来，压迫有所减轻，但以色列并没有与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缔结一个真正的公民契约以保障阿拉伯人的完整公民权。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明确定义这个犹太民主国家对作为少数民族的阿拉伯人所承担的义务，也没有明确定义作为少数民族的阿拉伯人对这个犹太民主国家所承担的义务。一方面，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从未享有真正的平等；另一方面，政府并不总是在其管辖范围内进行执法，而是允许他们的部分城镇和村庄处于无政府状态。于是造成了不受法律制约的危险处境。很多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不尊重中央政府，也感觉不到他们属于政府的管辖范围。他们更亲近以色列之外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周遭的阿拉伯人，这意味着他们的情况与北美和西欧的少数民族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尽管他们是犹太国内的少数民族，但他们却是本区域内占据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将以色列的犹太人变成区域内的少数民族。从未有人处理这个复杂的事实，也从未有人明确阐释这种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互相转化的关系。目前为止，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经济利益和公民权利还是有一定保障。尽管他们从不曾公开承认这一点，但他们都清楚地知道一个事实，就是他们的境况已经比在埃及、约旦、叙利亚的兄弟姐妹要好得多。但是，政治的隐患仍然存在。随着阿拉伯少数民族的人口持续增加，随着他们的自信逐渐增强，他们将危及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民族国家的身份属性。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个关键性的问题，骚乱是不可避免的。
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核心是身份的革命。这种身份革命是诱人而危险的，它就像性别的更改。在我们的病例中，手术看起来是成功的，结果看起来是非凡的。但这个病人的问题在于没有获得内在的平静，仍然处在焦躁不安的状态中。而现在，他完全崩溃了。我们的新的、暴躁的身份正崩解为大量的身份，其中一些非常脆弱、令人困惑。到那时，我们将再也不能识别出我们自己。我们将不能确定我们究竟是谁。
以色列有七个威胁圈，分别来自伊斯兰、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国内、精神、道德以及身份属性。我们选择了这块土地，便把我们自己置身于这七重同心圆的威胁圈的中心。然而在21世纪，尤其危险的是，自从我们抵达片土地就一直给予我们支持的力量正在遭到削弱。西方世界处在相对的经济和政治衰退阶段。大离散犹太人群体正处在人口的衰退阶段。以色列与西方开明犹太人的同盟正处在衰退阶段。而与此同时，西方势力在中东维持秩序的能力也在衰退，他们在第三世界阻止核武器扩散的能力也是如此。当伊斯兰的狂热势力日益增长，却没有多少西方力量可以站在以色列的身旁。以色列的占领、犹太极端主义以及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正在削弱支持以色列的剩余力量。
来自以色列国外的伊斯兰阿拉伯的普遍不满和来自国内的令人绝望的巴勒斯坦动乱，它们结合起来是令人震惊的。以色列树立高大（科技的）围篱和威武（物理的）城墙的能力是令人敬畏的。近几年的情况表明，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高大的围篱和威武的城墙是有效的。但是在将来，这种重重包围的孤岛策略将耗尽它自身。总有一天，这块坚固的礁石将被区域性海啸的愤怒波涛击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