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群魔乱舞的时代-读《少年凯歌》

近期读了《少年凯歌》，这本书是陈凯歌导演讲述自己的童年和亲历的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书是陈到美国后写的，大约是1989年，所以可以不顾及政治审查写出很多真实发生的事情，对文革以及人性的反思很深刻，对自己的控诉尤其真诚。
书中章节取名为：天国，降临，群佛，狂灰，青山。合起来是：毛为了理想的「天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等群魔乱舞，肆意践踏生命，留下一地死灰，接着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造」大自然。
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给当时的人们带来的苦难以及对他们后半生生活的影响，相比起来，刚刚经历不久大三年大疫，似乎不是那么的悲惨。

摘录

我的一位在美国居住了十二年的朋友回忆当年的情景：她当时躺在河南省的一个村庄里，两眼望着悬在房梁上的一只篮子，里面的几个干馍是一家最后的食物。她后来偶然活了，在父母把她接到北京之后。此后许久，只要听到炊具的碰撞声，她就开始感动地啼哭。就在这个河南省，农民们先是吃净了树皮、草根，甚至一种泥土，然后就在道路、田野和村庄中成群地死去。官方文件中对这件事很少提及，提及时使用的词汇是“非正常死亡”。在不多的几年里，死于此种非正常的人数在两千万到三千万之间。一个相当于澳洲人口总和的人群消失了，但我们却什么也不知道。
自斯大林死后就开始了的中、苏意识形态之战，恶化了国家关系。一九五九年，苏联开始撤退专家，停止了一切援建项目。中国则开始以农产品偿还朝鲜战争借款。据说，这就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事实是，饥荒的部分根源是人为的结果。而同苏联的冲突，仿佛一个举着雨伞在阳光中行走的雪人一样，偶然遇到一场暴雨，不仅可以避开晴日带伞的猜疑，而且可以为自身的融化找到根据。这是一场及时雨。一九五八年全国性的“大跃进”才是六十年代初期大饥荒的起因。
早上，我们举着亮晶晶的蚕茧大声问阿姨：蚕宝宝哪儿去了？然后就一二十个地一齐放声大哭。阿姨张开手，眼睛湿湿地笑，不知说什么好。
麻雀被宣布为敌人，它就不再是一只鸟。它的存在即是罪恶，为了消灭罪恶就必须消灭它。而在我还弱小时已不能怜悯弱小，实在能对我日后的强壮指望些什么呢？
从小学起，母亲就陆陆续续教我念些诗，她穿着一身淡果绿的绸睡衣，靠在院里的一张藤椅上，手里握着一卷《千家诗》。太阳出来，就念：“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暮春了，则是：“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逢到夜间，就会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样的功课一直持续到我可以几百行地背诵排律。母亲只要我体会，很少作意义之类的讲解，所以至今不忘。这些图画了的诗歌不能不对我日后的电影有了影响。
她常说：人不兴欺负人。也不兴叫人欺负。让人欺负惯了，你日后就成了坏人了。——中国的传统，受压迫者，以为有正义在手，便只知有报复，不知有宽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结果压迫本身代代不绝，只是对象换了。奶奶目不识丁，仍能以这样透彻的道理示于后代，可见她目光之锐，见识之高。
宗教的脆弱，是中国的一大问题。四十年来对宗教，害处听得多，好处听得少，是宣传的一大特色。一来因其与“无神论”的主义相悖，有碍“思想统一”，二来恐其“与党争民”，所以不能容忍。其实，气度恢宏的统治者，深谋远虑，总会意识到宗教维系精神、稳定社会的好处，而加以保护。
在这个决不完美的世界上，宗教是个去处。它使做了好事的人有地方去欣喜，做了坏事的人有地方去忏悔；失望的得了希望，绝望的至少得了安慰。信仰是文明的开始。相信，需要天真和勇气——重要的是相信本身，倒不是相信的一定要是什么。只要人尚能相信，这世界就还有救。杀死了天真和勇气，剩下的就是一群暴民了。信仰实在是人性的围墙。而在“文革”开始的最初日子里，几乎所有的暴力无不首先发生于信仰的领地：孔庙、佛寺、天主教或基督教堂。
世代居住北京的人民中，竟无一人与古墙共存亡者，实在辜负了这城。有识之士，慑于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一九六二年的“大抓阶级斗争”而大多匍伏在地。
他日后苦苦攻读，以医学研究为终生的坚守，是最恰当的选择。一旦了解了他家在“文革”中的变故，就更能理解他选择医学而远避政治的哀痛隐衷。以他的姿质高洁，任何宽容的社会都应该有他遗世独立的空间，但他偏偏不能不置身事中，可想他的憎恶与无奈。在众多的干部子弟中，他是少数的自知者之一。
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
对于干部子弟来说，父辈的业绩朦胧得美丽，如同酸葡萄发酵成美酒。他们更希望继起而为毛泽东新一代的护驾亲兵。这种事出有因的循环，就使红卫兵的产生成为必然。大批平民子弟也因风气的缘故纷纷卷入，无法超然。
羞愧把我揉得粉碎，从她的手指缝中沙一样地流下来。我惟一想到的是怎样重获她的信任，甚至对她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我勿勿取回作文簿，在没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虚荣心甚至不止是虚荣心的一些什么，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疯长起来——班主任知道这个。
面对学生中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认为出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的形势，下令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稳定局势。此举得到了当时远在杭州西湖边垂钓的毛泽东的同意。但他在回到北京之后，立即下令撤销工作组。刘、邓事后发现，在他们全力堵住前门的时候，店主本人已将后门打开，闯入的人群不仅将店铺洗劫一空，而且从后面捉住了他们，从此厄运临头。基于建设“天国”的设想，毛泽东早在一九六五年即决定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在刘、邓之前，已有多人落马，突破口首先在教育和文化。毛泽东在写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将刘、邓的行为斥为“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打下去”，并使用了异乎寻常的字眼：“用心何其毒也！”在这一时期，根据刘、邓防止运动扩大的指示，许多中学生被送往北京郊区的人民公社劳动，但并非对北京的情形一无所知。四中也在其中。
清华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以于部子弟为主体，成立了秘密组织——红卫兵。他们深夜聚集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前，宣誓效忠毛泽东，并准备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他的思想。
无法跑下台去的刘少奇手握讲稿尴尬地呆立了许久，直到毛泽东离开以后才继续讲完，但已无任何声势。毛泽东总是看准时机，突然出现，以“后发制胜”的力量赢得喝彩，然后静静离去。他从头一言未发，却夺尽了讲话者的光彩；只要出现，已经羞辱了他的对手。
一部中国历史，掌握于理性的时间甚少。以和平、渐进、协商乃至妥协的方式达到社会变革或王朝的更替，几乎没有先例。情绪化的高度专制和情绪化的高度混乱，互相交替，被中国文人归纳成两个字：“乱”——“治”。无论“乱”或“治”，都离不开暴力。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
有人说：“文革”的爆发只是因为内部的权力斗争。其实对毛泽东来说，打倒政治上的对手是为了否定体制，尽管这个体制和国家机器是他本人创立的。而否定体制也需要同时否定其代表人物。对于刘少奇来说，战与降的区别并不大，因为他的对手也就是他的主帅。风起时，树叶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几乎所有班主任以上的老师都受到冲击。校园中人群奔走，激动地争辩或叫骂。暴力事件开始发生。教室的门被打开时，总有老师被推出来，或者嘴角淌血，或者头发被剃掉一半；眼镜被敲成碎片，胸前挂着大牌，名字上画了叉，像禁烟的红告示。年老的女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八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汗水在地下湿成一片，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是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十四岁。但是，在十四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民呢？
那天我在窗内望出去的时候，外边很灿烂，大约因为昨夜雨弄，新晴的早晨阳光澄澈，室内衬得有些暗，以至他们走进来时看不清面目。一共七八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记不清是谁对我说：“陈凯歌，我们红卫兵来抄你们家。”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他们把所有的书，除了毛选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度过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我没有想到说理或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如果那样，会比现在更坏吗？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儿，没有记忆，也没有想象，只有眼前的火堆，就像在看一个别人的梦。我甚至没有想到为久病的母亲要求一把椅子——不是没有反抗的例子。不久前，因家中被抄而愤怒的一个青年，不顾一切地举起厨刀，反而被这把刀剁成粉碎。我是怕死吗？是。但更深的恐惧是我怕永远不被人群接纳。即使死后。奶奶走了过去，说：“学生，凯歌妈有病，给她一把椅子。”张晓翔搬起一把椅子，放在墙面前，走开。母亲看了一眼，没有坐。
火一直烧到深夜才熄灭。我的同学们拿走了从闹钟到照相机的所有财物，甚至治头痛的风油精，据说后来交给了制片厂的造反派。他们离开时竟然个个庄严地依次同我握手，仿佛他们才把我从歹徒手中拯救出来，仿佛要通过这握手得到当然的感激似的。我走进家门，屋里像一个刚刚呕吐过的胃。
日后甚至连抄家者都不免惊讶，为什么在一个宪法载明保护个人财产的共和国里，一些公民，甚至一些未成年的非公民可以明火执杖地毁灭、抄走另一些公民的财物，不仅不受制裁，反而受到保护？
无论是乱世暴民的“开仓济贫”，还是治世帝王的“奉旨查抄”，用意不同，取法一致，都免不了一个“抄”字。红卫兵的抄，不过是传统的光大，老戏新编。抄家的用意，不仅使被难者在经济上无立身之地，也因旧物的毁灭在精神上失了寄寓。许多老人在抄家之后故去，就是精神被摧毁的明证。
我已经记不清究竟有多少次看到大大小小斗争会的场面。一些人在另一些人的逼迫下，站在更多的人面前。他们使他们的身体向前几乎折成两截，按住他们的头颅，抓住他们的双臂，从背后伸向天空；他们成排地打落他们的牙齿，整把地揪掉他们的头发；在他们昏迷时突然放开双手，让他们跌得头破血流；他们用细细的铁线系住哑铃或杠铃盘，挂在他们的脖子上，眼看着铁线没于肉内。这些过程，每每使我想起被厨师揪着尾巴提出水面的鱼儿，起初跳跃挣扎，而后眼膜凸出，腮也渐渐渗出淡淡的血痕，砧板上的刀已经准备好了。
对这个共和国来说，位尊至国家元首如刘少奇者，虽手执宪法一册，以为尊严的护法，仍不免于暴力。殴打他的正是曾经日夜警卫他的年轻军人们。功劳大如彭德怀者，其堂堂元帅之身仍不免在斗争会上被“连续打倒在地七次”，以至“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最后以癌症不治而死。重臣尚且如此，遑论小民！
暴力的发生，公开的叫做战争，背地的叫做谋杀。统治者倘有其他手段，不敢轻言战争，谋杀者不到没有选择，不会轻易杀人，这是一般的逻辑。但“文革”中的暴行却都不像：它不是战争，因为对方手无寸铁，它不是谋杀，因为它是公开进行的；它既非没有其他手段，也非没有选择，但是成群的人倒下了。这种对人的肉体的直接冲撞、拷打、侮辱、虐待直至杀害，使我在二十年后犹自震惊而且百思不解。
在一个就业、住房、迁徙、教育乃至生育、婚姻都由国家决定的社会里，放弃这种恩赐就等于放弃生存本身。惟一的选择是：不管发生什么，都得留在这个社会中。选择成为惟一，已经不是选择。正像铁砂被磁铁吸起时，并不是选择的结果一样。铁砂本身越来越不重要，只有与磁铁联系在一起，铁砂才有质量。离开了磁铁，铁砂什么也不是。留在磁铁上，成为惟一的愿望；从磁铁上跌落，成了惟一的恐惧。所以，无论磁铁向任何方向摇摆，铁砂都随之起舞。——在物质叫铁砂，在人类叫群氓。“文革”就是以恐惧为前提的群氓运动。
在一个过分拥挤的社会里，只有打倒别人才能保全自己；人们彼此竞争，各不相让，拚命证明自己对集体的忠诚，别人的不忠诚；所以才会出现双方由同一个领袖统率却彼此交战的情况。在求存的意义上，加害者的暴虐和被害者的顺从，心态上并无大区别，只是所求稍不同罢了。
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觉察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就像水倒进一只浅浅的盘子。我在六岁那年蹲在葡萄架下，看着一只小鸟抽搐死去所种下的种子，终于有了结果。
理想的锻造，犹如大理石的打磨，始终有赖于少数人不懈的努力。这个努力艰难寂寞。用木棰冲击一座大墙，人多了站不下也插不上手，群众能做的，不过是在大墙将倾时一拥而上罢了。长征，就是少数人努力而成功的一例。
K叙述见到尸体时的情形：我们携扶着母亲走进停尸房，父亲的尸体被扔在水泥地上，上身没有穿衣，背上全是伤口，鲜血淋漓，旁边还有几具死于车祸的农民的尸体，也倒在地上。我们谁也没哭，也想不到要哭。就那样愣在那里。另据文献载：“煤炭部部长张××死亡时，全身伤口五十六处。”随后火化尸身，一个人就这样消灭了。他的死被造反派指为自杀。家属极力反对，指为谋杀。
“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正好道出了这层意思。自杀的结果，不仅本人身破名裂，而且祸及家族，尤其使子女永远抬不起头来。这就难怪加害者惟恐死者不是自杀，而遗族则惟恐其是自杀了。甚至许多受害者也是一样。“文革”中动过自杀念头的大大多于实际自杀的人数；或，不到不自杀是死，自杀也是死的地步，宁愿忍受酷刑，也决不自杀，就都是证明。“文革”之后的一般舆论，只要可能，也尽量将死亡归结于他杀，以慰安遗族的心灵。
老舍于前辈作家中几乎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仍事创作的惟一一位，其他的都不写或写不成。他对共产党的感戴，大约与他的贫苦家世有关。出生于清末满人家庭的老舍，一生文字都与这座帝都相关。他曾游历欧、美。共产党大权初掌，他正在美国，感于周恩来的殷勤召唤，方回到北京。他自命为象棋中“过河的卒子”，要听号令，也确在作家群中破例地得到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当皮带和棍棒真正落在这位曾经描写过这种场面的自负文人身上，粉碎了他在作品中反复提到的“北京人的骄傲”。暴力所产生的震惊和羞辱，使他一如人群中的裸者，从此无法见人。命运推着他走向和他作品中大多数人物相同的结局。
他在生前并未受到肉体的虐待，只是在长达三天四夜的抄家之后，红卫兵找到了箱子中一张嵌在镜子背后的蒋介石相片。而这个箱子是他的姑母多年前托他保管的，从未打开过，更不知有这面镜子。他百口莫辩，也不想辩。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深夜，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一起，将一块土布撕成两条，双双投缳而死。临行前还在地板上铺了棉胎，惟恐木凳倒地会影响楼下保姆的睡眠。夫人当夜只嘱咐保姆：明天小菜少买一点。傅雷身后留下的一纸遗书不曾洗白自身，也无政治性的辞汇和内容，只说“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难过”。其余十几件都是琐事，诸如：请人代付房租，交还人托修的手表，赠保姆存款以为生活之资，某人之某物抄家时遗失，致歉，等等。并对遗嘱执行人(妻弟)谦和地道谢说：“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其中第十一项，分明写着：“现钞五十三点三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当时，他们的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
一件事非发生在自己身上，不然是永远不会懂的。我虽是他们的朋友，却总觉得在生活中无法接近他们那突然被改变了的对世界的看法，也就无法完全明白他们作为人本身。小宁是我见过的人群中的最优秀者，他已经把属于他自己的能力发挥到尽头，却仍然不见命运对他垂顾。
K一直低着头，这时突然抬起来说：就是不该看！！K的母亲哭起来，大声责备，被别的人劝到里面去休息，关了门，还能听到哭声。我随K走上楼去，劝了几句，都是废话，就住了口。她站在窗口，臂交抱着，看了我一会儿，说：她不也是女人吗？我说：谁？邻居？K说：不，我妈。
牙膏却用得很慢。如果每天刷牙一次，一袋牙膏一个人可以用十个月。为了思乡的缘故，我一日刷牙三次，仿佛这样时间就可以过得快些。可我当初买这么多牙膏却是因为再也不想回家乡了。多年后我认真地意识到，十袋牙膏就是十袋预购的沉甸甸的时间，仿佛预示着我的命运——包括当兵在内，我一共在云南呆了七年，如果保持每天刷牙一次的习惯，我应该把最后一袋牙膏带回北京，另一袋正好用到一半。
识字的人，受了书的感动，无论中外，简朴地走到民间，特别是乡村；教书、疗病、传教、解难，尽力为大众做一点事，自古就有。孔夫子和耶稣都做过，后来者，更是绵绵不绝。他们中间，成功者得了荣誉，失败者得了敬意，贡献生命的，被称做圣人。他们的决定不得自任何人的命令，所以不是为别人才做；他们的行为又给别人以福泽，所以也不是为自己才做。这样的人，总是少数。
十七岁出门远行，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泪水。三十年前他独自离家时，比我大两岁。车轮转动的时候，他跟着列车小跑，直至站台的尽头。我刚刚跟他握过手，他的手比农民的还要粗糙，这是劳动改造的结果。那天，他是得到特殊的批准才来到车站的。我站在车门口，向他最后挥了挥手。他站在站台外面的阳光中，渐渐变小；铁轨很亮，耀眼，通到很远。直到这时，我的泪才落下来，像刚刚滴进去的眼药水那样多，那样不真实。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而来的地方已不堪回首。我想忘掉的，在我还没离开的时候已经忘掉了我。在我迈出脚的同时，心里却一下子空了。
在我能够用手中的刀砍倒一棵一棵大树的时候，我肯定了自己。我不再恐惧。千百次运动后的手臂鼓胀起来，血液在脉管中畅快地奔流，一种不仅是物质的东西在我的身体内暗暗生长起来，渐渐有力量。同时，一些过去同我深深重合的影子渐渐离我而去。我坦然起来，感到一阵轻松，犹如感冒突然间全好了一样。人长大原来也只需要一个瞬间。我开始信任自己，那很像小时候打篮球，突然有一天能够摸到篮筐，却弄不清什么时候有了这能力。我不必再从别人的瞳孔中去证实自己的影子。劳动使我健康起来。
在山下不远的人间，真理、道德、秩序却像鱼刺一样苍白、贫瘠、抽象而悖理，我每次在村后小河中洗脚，都会有成群的小鱼啄着我腿上的伤口，使我得了抚慰；我走上山去，用手指触动大株的含羞草，在叶片收拢的瞬间，意识到尊严；一片黄叶，在溪水的转弯处久久盘旋不去，让我懂得了命运。
我相信，当年的知识青年都从大自然中得到过什么，特别是心灵方面。我们的所得，对今生的影响很难直接估量，许多人只是不自觉罢了。而自然付出的宽大和善意，所得的回报却是毁灭。
我竖起耳朵，终于听懂了几年前午夜过后的嗥叫，想到强奸者就混在深夜跑出来怒喝的人群中，想到她被绳子捆住之后会发生的事，全身的寒毛一下子立起来，愣了很久。为了我在那些夜晚的冷漠和麻木，直到现在我仍然厌恶自己。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后，上千万的知识青年终于以各种方式陆续回到了城市。他们走了；又好像从来不曾离开似的回来了。他们站在熟悉的街头，做梦一样弄不清到底出了什么事——再也没有想到，十年追寻的终点竟就是起点本身。他们一直走在上面的，是一个圆。
我的一位定居云南的朋友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他买了一个衣柜准备装上卡车时，却发现衣柜里蹲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手里拿着的纸上写着：我的妈妈爸爸回城了。我不能回，因为我没有城市户口。带着我，他们也不能回。我不哭，是个很乖的孩子。——我的朋友是个心肠很硬的人，说到这儿，说不下去。当他抱起这个男孩，沿着长长地排列成两行的家具，仿佛参加一个葬礼一样走去的时候，果然不哭的孩子，伏在他的肩头，始终回望着他的父母离去的方向。
一个诗人这样总结那个时代：“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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